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各门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猎的范畴有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直接观察法”，使研究不再停留在传统的“书斋”。早期人类学调查是“一个人的工作”，也有夫妇协作调查的，如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曾和先生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与外界的维系是当地一个美国海军基地。一个人知识有限，夫妻协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长期野外生活的孤独和种种不适。

　　在国外，夫妇俩或男女同事一起相伴做田野调查并不罕见。问题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

　　1934年夏天，丁文江(在君)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不久，即致函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孟真)，禁止研究人员携眷外出调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语所二组(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专任研究员李方桂的激烈反对。两人在国际语言学界都有影响。赵太太杨步伟的祖父是佛学大师杨仁山，李太太徐樱的父亲徐树铮是北洋将领。这两对新派夫妻一向被视为神仙眷侣。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甚至提出辞呈。面对赵、李的坚决意志，傅斯年万般为难。按说，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于8月4日致电三组(考古组)主任李济：“赵坚持弟须同意携眷调查原则；李仍辞。弟毫无办法，乞兄主持。”这个烫手的山芋，李济自然不会接，他回电傅斯年，“二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驱使自当遵命。”(台北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元234-9；以下简称“傅档”)这种事最好的办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傅斯年的性格又做不到。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弹，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后，他只得“与元任当面细谈两次，一切已有比较满意之解决”，“允将先前致史语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当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改弦易辙，取消了云南之行。丁文江闻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态度：

　　云南调查事，弟始终主张。其所以中途变计者，在兄方面以为藉此调停，在弟方面则完全因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则而放弃。目前弟未进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发生任何误会。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赞成。否则弟不主张。(傅档：III：202)

　　直到9月3日，丁文江还向傅斯年谈起此事的后遗症：

　　彼允函方桂，力劝其不再辞职，望兄在平斟酌设法(元任云，适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确)。(傅档：档号III：205)

　　当时，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力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任刘半农病逝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教职。丁文江与胡适是朋友，越想越气，处境甚是难堪，竟“以去就争之”。后经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斡旋劝阻胡适的“挖人”行动，最后改请罗常培出任“语音学讲座”教职，事情才大体告终。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则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他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成了那次“反对携眷风波”的间接受益者，此是后话。

　　此后，赵元任也未有过携眷外出做田野调查的记录。

　　董作宾携女友同行

　　孰料一年之后，风波再起。

　　1935年3月10日，史语所在河南安阳(旧称彰德)侯家庄西北冈开始第十一次殷墟发掘，所获极丰，震惊世界。发掘了大墓四座，小墓四百一十一座，出土牛鼎、鹿鼎、石盘、铜盔、戈、矛等，石器、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鸟兽形仪仗等。4月初，董作宾(彦堂)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前往考古工地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他是史语所的元勋，殷墟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的主持人，此后又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开始对甲骨文全面研究，提出甲骨断代的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