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注：《申鉴·政体》。）“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注：《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去浮华，举功实，绝末伎，同本务，则事业修矣！”（注：《申鉴·时事》。）总之，做为史家，必须“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注：《申鉴·俗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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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悦在历史方法论方面，不仅作了许多的尝试，而且也作了一些独到的论述。从《申鉴》《汉纪》看，荀悦史学方法主要是历史辩证分析法、历史理论分析法、历史比较法和历史统计法。
    
    历史辩证分析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它是指史家在分析历史问题时，用矛盾的方法，发展的眼光，“由小知大”，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荀悦说：“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事简则业易定，厌乱则思治，创难则思静。”（注：《申鉴·时事》。）任何事物有不利必有其利，有利也必有其不利。“损益之符，微而显也。赵获二城，临馈而忧；陶朱既富，室妾悲号；此知益为损之为益者也。屈伸之数，隐而昭也。有仍之困，复夏之萌也；鼎雉之异，兴殷之符也。邵宫之难，隆周之应也；会稽之捷，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乱，强燕之征也。此知伸为屈之为伸者也。”（注：《申鉴·杂言》。）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相应的“兆候”，只要人们敏锐地去发现考察，就能把握其未来的发展。剔去荀悦论述中的迷信成份，荀悦的认识方法是很正确的。
    
    历史理论分析法。荀悦把儒家的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去分析历史问题。但他又不恪守儒家观点，而是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如在分析土地制度发展时，荀悦说：“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但是西汉时一些豪族地主占田数百公顷，买卖由己。武帝、哀帝多次“限民占田”，都没有结果，王莽又实行井田制，激起了众怒。只有汉光武“宜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民弱，以防兼并”，“虽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略，其致一也”（注：《汉纪·孝文帝纪下卷第八》。）。
    
    比较法是人类思维的最基本的方式。荀悦在历史研究中也多次使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而且，他运用比较方法的目的是寻求历史的个性，寻求历史发展的特征，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如“以复六国自为树党”一事，陈余曾建议陈涉这样做，郦生也曾建议刘邦这样做。虽同一事，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对陈涉是“所谓取非其有以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也。立六国于汉王，所谓割己之有以资敌，设虚名而受实祸也”（注：《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二》。）。由此，荀悦认为，在进行历史比较时，应该依据具体的条件而抽演出正确的结论，不应该先有成见。用他的话说，就是“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注：《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二》。）。
    
    历史统计分析法。荀悦治史述事，最长于统计，《汉纪序》开篇说：“凡汉纪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
    
    “凡祥瑞：黄龙见，凤凰集，麒麟臻，神马出，神鸟翔，神雀集，白虎仁兽获，宝鼎升，宝磬神光见，山称万岁，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连理。”
    
    “凡灾异，大者：日蚀五十六，地震十六，天开地裂五，星集于东、井各一，太白再经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 石十一，星如雨二，星昼见三，火灾二十四，河、汉水大泛溢为人害十，河泛一，冬雷五，夏雪三，冬无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鱼，死人复生，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子，枯生更生，大石自立。”
    
    ——这样的统计，对于人们认识西汉的历史概况，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
    
    这种方法在荀悦这里，也可以说是一种由博求约的方法。“或曰：至德要道，约尔。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约也？语有之曰，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道虽要也，非博无以通矣！博其方，约其说。”（注：《申鉴·时事》。）这也就是说，只有全面地占有史料，掌握各种情况，才能够由博返约。换句话说，只有全面统计各种历史现象，予以概括分析，才能归纳出历史的共性，寻求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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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悦论述了史料编写的原则和要求，体现了史学发展中史家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荀悦认为，史家研究历史，记存历史，并不是什么样的事情都要进行研究和记存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史学价值准则的。这些价值准则是“善恶”“言行足以为法式”“立功事”“兵戎动众”“四夷朝献”“皇后贵人太子拜立”“公主大臣拜免”“福淫祸乱”“祥瑞灾异”等等（注：《申鉴·时事》。）。历史上凡是与这些相关的事即可以研究，否则就不用去记存了。荀悦在编纂《汉纪》时，就是以此为自己的价值标准的。他自豪地说：“凡《汉纪》，有法式焉。”（注：《汉纪·序》。）
    
    史料编纂除了有一定的价值准则，而且还有其基本的要求。第一是要真实，“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注：《汉纪·序》。）。第二是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永世作典”（注：《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一》。）。第三是要“省约易习”“有便于用”（注：《汉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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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能可贵的，是荀悦对史家治史的动机进行论述。在荀悦看来，史家治史有五个动机。“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在这里，“达道义”可说就是表明政治思想，“彰法式”即规范人们的言行，“通古今”是传播历史知识，“著功勋”“表贤能”是培养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由此，荀悦认为史学是文化建设最重要的事情。“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能奋矣！”因而，史学也是一项永久的事业，“世济其轨，不殒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虽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注：《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一》。）。
    
    综上所述，荀悦不仅编纂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