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对对对。那么它表明一种中国农民的一种达观的、同时也非常无奈的，它也有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他的各种情绪都集中在这种颠倒话里面。那么我写的时候，那么我一时兴 
起我也编了很多颠倒话，放在里面。我觉得就是以后可能会对这种颠倒话进行研究。那么我查了一下词典，发现在词典里有一种修辞格叫——就是跟颠倒话非常相似，那个修辞格的名字忘了。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修辞格，修辞方式。那么以后对这种修辞格的研究可能会多一点。

　　主持人：现在的很多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啊，更多地是为了吸引读者，是写农村的这种落后，这种愚昧。它揭示了一种是在当代这种很发达、很发展的这种社会状况当中，农村存在的那种愚昧、落后是很惊人的，让城市人读了触目惊心和想象不到的。那在您的这本书当中，好象不是侧重在这个方面的。

　　李洱：我是主要是写这个，就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比较有关的，比如说计划生育，比如说选举。据我所知，因为现在乡村的选举跟这个城市的选举是不一样的。那么乡村的选举我们称之为喊选，就是说是由村民直接选举村长。那么所以这个村长他得对这个全村的老百姓负责。那么在城市里边是这个任命这个市长，那么这个市长他首先是对市委书记负责，那么就是一个基本的机制上的一个要求。那么对农村来讲，农村的这个选举呢，就是选举的过程，选举的结果，跟每个农民都有非常大的关系。跟他的生存都很有关系。那么对城市来讲，城市的这个市长不管怎么换，他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实际上都不是很大，因为他不是直接地跟市民们打交道。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民主的改革的实验来讲，乡村目前进行这样的实验，显然跟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非常深刻的联系。

　　主持人：这本《石榴树上结樱桃》的书我看过了，我觉得这是近年来写农村生活题材的少有的好书，因为它引发我的思考非常的多。的确，我觉得作为李洱，一部《花腔》写的是知识份子，那么一部《石榴樱桃》又是写农村，那么这两个领域相差得太大了。你是怎么样能够自由的穿梭在这个领域当中？

　　李洱：我觉得首先是这个，我觉得以前我们对知识份子有某种误解，就是说我觉得知识份子肯定是……如果知识份子只关心自己的生活的话，那么他肯定不是知识份子。知识份子还必须关心另外生存的群众，就是另外一部分人的生活。那么我曾经就是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曾提到，就是说对知识份子来讲呢，我是我，非常重要，同时呢，他也是我，就是第三个人，别的人也是我，那么他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他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那么他就所以，对知识份子来讲，他应该关注这个比如说下岗工人也好，农村也好。他应该关心另外的不同的生活。那么对我来讲这也是一种信念。

　　主持人：我记得那天我们的主持人在采访格非的时候，问在座的各位有谁读过格非的书，那么只有一位，一位朋友举起手来。那么格非当时很坦然，笑了，说有一位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那现在这个也表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更多的读者他是被媒体、被市场引导着走。可能更多知道的是排行榜上所推荐的书，整天在媒体当中轰炸的名字，而对有些有份量的文学作品，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纯粹的文学作品，他接触得少。那么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有的这个文学作品也确实因为他的语言不能被一般的读者接受造成这么一种距离。那么我觉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读者的多与少，跟你这个作家这个作品的价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洱：那么我给你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整个世界文坛，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卡夫卡。卡夫卡在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他有几个读者呢？他的书只卖出了十一本。那么这十一个读者是谁呢？这十一个来买书的人是谁呢？这十一个人全部是卡夫卡。都是卡夫卡自己来买。或者让他的朋友，让他的亲戚来买。就是说卡夫卡的第一本书实际上是等于是只有一个读者。这个读者就是卡夫卡，就是他自己。那么卡夫卡他被读者接受大概当中有50年时间，就是50年之后卡夫卡才被人接受。那么跟卡夫卡非常相似的还有一个作家。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就是加缪，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加缪的第一本书，就是《局外人》的读者是几个呢？第一版印了四千册，只卖出了十三本。还一个作家我们都非常清楚的，就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第一本书也是只卖出了十一本。那么卡夫卡也好，博尔赫斯也好，加缪也好，他们都不光影响了法国文学，或者说是捷克文学和阿根廷文学，可以说对整个世界文学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那么这样一个——我觉得这些作家他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才会被读者了解。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能够说卡夫卡他是一个比较不重要作家。或者加缪他并不重要。实际上卡夫卡、加缪、博尔赫斯他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家。那么他被读者了解可能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