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岁月与性情》因为我刚开始看,我主要还是看他关于这个文革时候关于郭世英的一个讲述。关于郭世英,那么我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感觉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当周国平去追究,或者说提到最初告密的那个人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样一种讲述,是不大公正的,那么对于他提到那个人是不大公正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当时的体制跟现在的体制没有更大的差别。那么可能说当那个人去告郭世英的时候是一个告密,那么现在周国平在提到这个人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告密。我觉得就是文化体制。我觉得整个我们的文化机制,社会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保证,就是说我也无法保证,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不去告密。因为我们不能够用去损害个人的生命的这种极端的条件去要求每个人。我觉得这种要求是不公正的。
主持人:在周先生这本书当中呢,他涉及到这个告密者的名字在里面,叫曹秋池。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现在是在美国。而且他本人也读到了周国平的这本书了。他已经对书中对他的一些讲法有了他的这个反馈。那么书中周先生到也坦诚地说,这个人我跟他一直没有联系了,我希望他看到书以后能够跟我沟通,能够跟我交流。倒是有这么一个话在里面。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李洱这部《花腔》引起了这么多话题,那么也说到一个炒作的问题,这里面有个小小的插曲啊,我想说一下。昨天我回到单位以后啊,随便翻报纸,是《信报》,《信报》的9月3号应该是,嗯9月3号。我就发现有一个小段,因为我们是刚刚举办完这个蓝色沙发活动第一场就是毕淑敏,它这里面有一个小的标题叫做“毕淑敏为‘胸口写作’辩解”,这样一个题目。那我想那天在我们现场听了这个访谈的朋友会觉得,可能会跟我一样,看到这个题目可能会有一点吃惊。毕淑敏为胸口写作辩解了吗?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在提到说你对胸口写作怎么看的时候,她说我跟这个赵凝打过电话我们了解过,她说赵凝说胸口写作的意思是用心写作,要有激情,要写得心跳。是这么一种意思。那么我觉得这个记者呢,起码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是太尊重这个事实。而且他后面提到,就说,就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美女作家等出版概念,是否危害文学创作的问题,然后记者就说,说毕淑敏打起了太极拳,引了一段话,说毕淑敏这么说的,她说我只是一个老农民,低头辛勤的耕作,只问自己的收获,要我对全国的收成做评估,我没那么多的研究。后来这个记者又说,在记者的追问下,毕淑敏表示出版社的营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的创作。我不能说他完全说的不对。但是在提到这上问题的时候,什么下半身写作,美女作家等等的时候,毕淑敏老师说过一句话,她说我是用头脑在写作。这个我的录音里面有的,那我想这样一句回答实际是委婉地表达了毕淑敏她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态度。那我想如果我们的媒介,其实这么个报导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标题,多多少少也带有一点炒作的嫌疑在里面。我觉得这个还不算是太厉害的,我们都还可以接受,就觉得它基本上跟这个事实的出入并不大。但是涉及到很多娱乐新闻,那个八卦新闻就太多了。我们这里就不说了。为什么叫八卦,他就是带有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这么一种色彩。所以在今天这个机会呢,那么我们对炒作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发表一点我们自己的看法。
那么李洱的《花腔》的这部书呢,是值得大家期待的,看看他是不是最终能获得第六届矛盾文学奖。那最近李洱的这部新书,风格完全转变了,是写农村生活的,叫做《石榴树上结樱桃》,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呢?
李洱: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到过,就是在中国民间有很多颠倒话。什么颠倒话呢,就是说它完全说得相反的,比如说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说,通常是说: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那么石榴树上是不能结樱桃的。那么比如说出门,比如这个兔子枕着狗大腿,老鼠叼着花狸猫。就是说那个兔子是不可能枕着狗腿睡觉的,因为狗是要追兔子的,那么老鼠是不可能跟这个猫玩在一起的,但是在颠倒话里面都可以,老鼠和猫可以自由的嬉戏。那么比如说出门碰见人咬狗,那么都是狗咬人,不可能是人咬狗。那么就是说在中国民间有很多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在我看来它可能表现出一种,农民的一种对苦难现实的一种乐观态度。就是深处苦难现实的一种乐观态度。它也有一种自嘲,那同时也是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因为这样的颠倒话通常最早可能,我想可能是小朋友唱出来的。那么最后要成为民间的一种非常流行的,类似一种民谣、或者歌谣。那么所以我起了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