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我想它会逐步地恢复。但是现在，现在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一方面我 
们初的《毛选》，或者出各种各样的演讲论里面我们就要收录毛主席的这个这篇文章。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收录闻一多的文章，那么两种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讲，中学生来讲，那么他就无法一下判断。那么对成年人来讲他就会有一个判断。他就知道他是处于不同立场讲述的。那么一直到成年人之后，到成年之后他需要去了解事情的真像。

　　主持人：其实随着时代发展呢，我们的这个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也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开放的。前不久就出版了一部《司徒雷登传》，是咱们内地出版的。那么相对来说他就视角就跟过去有所不同了。那还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话题。那根据您的这个观点，旁人在写传主的时候，他已经是带有了自己的主观的色彩在里面，未必是真正能把这个对象描写的那么符合历史的真实。那比如说传主自己在写自传的时候，会不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李洱：我认为自己来写自传的话可能美化的成份可能更多一点。因为所有的讲述他都会朝着有利于自己方向去讲述。他不会——当他认为自己已经非常客观的情况下，实际上他的讲述还是非常主观的。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是否怕得罪人啊。最近有两本自传出版。这是中国当代的文化人，一个是余秋雨的《借我一生》，一个是周国平先生的昨天我们在这儿访谈访过的，叫作《岁月与性情》。我不知道这两本传记您看过没有？

　　李洱：这两本传记我都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一些连载。那么，应该说我看的时候我还比较认真。因为他们是两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所以我看得比较认真。

　　主持人：就是说没有全部阅读，是阅读连载的部分内容。

　　李洱：对对。

　　主持人：那您能不能就您读过的这部分内容谈点自己的感想？

　　李洱：关于余秋雨大家主要集中在他文革的时候参加这个，参加十一歌的写作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中国有两个写作组，一个是北京的良校，就是清华大学跟北京大学组织的一个写作班子。实际上是两个学校的意思，那么起名叫良校写作组。另外一个就是上海的这个，上海有文汇报，他们组织的一个叫作十一歌，就是十一个人的意思。那么现在大家主要抓的是余秋雨在文革时候的这段历史。那么余秋雨他本人在讲述的时候，他当然也是尽量地去隐瞒。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但是对余秋雨来讲他也一个重要的炒作点。那么如果不是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是心里没底，也不会那么关注，那么到客观上也推动了余秋雨书的发行与出版，使余秋雨赚了很多钱。

　　主持人：您说余秋雨是一个重要的炒作者？

　　李洱：昨天跟朋友们聊，就是我们第一次知道炒作这个词啊，就是从余秋雨嘴里知道的。

　　主持人：哦，这是什么时候？

　　李洱：就是在……当时中国大陆第一个说出炒作这个词的，就是余秋雨。就是在大概的1990年的时候，我们跟余秋雨先生有过一次小范围之间的这样的座谈。

　　主持人：1990年距今已经有十多年了。

　　李洱：哦，十多年。就是当时余秋雨他们想办份杂志，就想跟《收获》杂志社联合办一份杂志。然后当时余秋雨还没有名声。当时余秋雨就建议，他说取这个杂志的名字的时候，一定要取得比较奇怪。他说他举个例子，他说比如台湾有个杂志就叫《一》，一二三四的一，那么所有人都不知道一是什么意思。然后就会有一帮人就会问，在报纸上问，就是说为什么叫一。另外一帮人又会在问，为什么不能叫二。那么叫一和叫二两方面人就会吵起来，那么新闻媒体就会介入，介入他就会形成炒作。当时我们就非常奇怪，说什么叫炒作，是哪两个字。然后余秋雨就说，就是炒菜的炒，就是他用上海话讲，说就是炒啊炒啊炒啊炒的，就是这个炒。所以就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有奉献。这个奉献比如说，炒作这个词他从台湾带到大陆，那么就是余秋雨他的。我感觉因为以前中国人不知道炒作，就是不知道这个词，他带进来，那么他就是一种奉献。那么当然他到后来他自己也有很多炒作。

　　主持人：哦，那看来余秋雨先生是个申谙炒作之道的人。我们先姑且不评论这个炒作的利与弊，但是我们从现实中来看，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种存在的形式，确实他把很多问题都呈现在我们读者的眼前。让我们会思考很多的问题。是这样的。

　　李洱：对，就是这个炒作呢，这个一般我对它比较警惕，这个炒作它确实可以对人构成，比如说他对你的知名度有好处，但是他对你的作品的内在品质，对你作品的质量，可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么炒作他还可能使人就是变得更接近商业，更商业化。那么我觉得对这些作家、小说家、诗人他都应该有很大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