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谏宋太宗

寇准是陕西华县人，北宋早期名气很大的宰相。他为人豪爽，胆识过人，一生最大的亮点与澶渊之盟有关。当年,辽兵大举入侵，朝廷惊慌失措，许多大臣主张迁都逃跑，寇准则力主宋真宗御驾亲征，结果宋辽签下澶渊之盟，双方赢得了百年和平。

寇准的“扯衣之谏”发生在公元991年。事情起因要从公元989年说起。那年春天发生天旱，一直到入夏五月没有下雨，严重的灾情几乎覆盖了整个北方地区。当时，人们对气候变化没有科学认识，往往找一些人为原因解释。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因为朝廷“刑狱不平”，冤假错案太多，从而招致上天惩罚。于是宋太宗下诏，派遣中央官员到各地巡视司法,纠正冤假错案。这一招还比较奏效，没几天下了一场雨，春旱基本得到缓和。可是好景不长，进入秋冬二季，又连续严重干旱，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面临灭顶之灾。

这时，来自四川乐山的谏官田锡上书直言：大旱的原因不仅仅是冤狱，而是由于阴阳失和，“调燮倒置”引起。所谓调燮倒置就是，上侵下职，下职无能为力；下知上错，但规劝无效。说到底就是过度的中央集权，上面对下面插手干预太多，所以招致上天惩罚,连日不雨。此言一出，涉及封建政体，矛头直指皇帝和宰相。因此宋太宗和当朝宰相赵普、吕蒙正都很反感，结果田锡被罢为户部郎中，出知陈州。

田锡虽然被罢了官，可老天并不赏脸，硬是不下雨。干旱还伴随着蝗灾一直持续到公元991年春。其间，太宗在京城南郊曾经亲自主持了一场祷雨，但无济于事。他曾经绝望，对大臣放出狠话：如果老天再不下雨，朕将自焚以答天谴。

一天，宋太宗召近臣商榷，究竟是什么原因，朝廷有何过失，竟然招致上天如此报应。众大臣面面相观，没人答话。这时身为枢密直学士的寇准站出来从容说道：天人之际,应若影响,今日旱蝗之灾，臣以为还是因为天下刑狱不平，执法不公所引起。太宗听到此番答话很不高兴,因为不久前，他已经安排京官到全国各地监察司法案件，得出的结论是：皇上圣明,全国小大之狱无所不平。今天，你寇准怎么再讲刑狱不平，这不等于说我不明,骂我是昏君吗?于是他起身就要退朝。没想到寇准上前一把竟然抓住太宗衣服说道：皇上不能走，听我把话说完。在场文武都大惊失色。因为太宗戎马一生，心高气傲，从未有人敢在他面前有任何不恭之举，寇准这么一拉，真是有太岁头上动土的味道，众文武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宋太宗确实很生气，但他喜欢寇准的忠诚耿直。另外，君明臣直，自古就有道理,他也不能失王者风度，因此，只好坐下厉声问道：你有什么证据说刑狱不平?寇准就讲，不久前朝廷有两位官员贪赃枉法，一位受贿少被判死罪，另一位受贿多反而只获杖刑，并贬官了事。为什么同罪不同法?因为受贿多的官员是当朝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这难道不是刑狱不平吗?太宗听完后马上就质问王沔有无此事。王沔战战兢兢,叩首顿谢,默认此事。于是太宗切责王沔，褒奖了寇准。

后来不久，天降大雨，旱情解除。事过之后,宋太宗更加器重寇准，对人讲：我得寇准犹如唐太宗有魏征一样。

王拱辰谏宋仁宗

王拱辰是河南通许人,原名王拱寿。19岁举进士第一,宋仁宗赐名王拱辰。庆历年间为翰林院学士,曾经权知开封府。

公元1034年秋7月,西夏赵元昊发兵侵宋，挑起双方长达十年的战争。宋仁宗时年23岁,刚主政一年。这时的北宋统治，天下承平，30年无战事,加之朝廷重文轻武,军队战斗力极差。另外,朝廷军事指挥缺乏统一，几个战场各自为战,使得西夏在宁夏、甘肃、陕西宽大的正面灵活作战，集中兵力对宋军各个击破。最惨的一仗当属“好水川”战役。当时元昊十万大军在宁夏六盘山下设伏,将宋军数万人马包围,几乎全歼。宋仁宗闻此消息悲痛万分，几天没有进食。后来，随着战事发展，北宋朝逐渐培养出韩琦、范仲淹、庞籍等一批有才干的“进士”军事家，才稳住阵脚,取得战争均势。

公元1043年春,西夏战事接近尾声。皇帝召夏竦任枢密使，这个职务相当于主管军事的宰相。诏书一出，立刻招致满朝文武反对。原来,战事之初，夏竦被朝廷委以重任,官拜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兼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朝廷给他这么重要的位置，希望他能独当一面,建功立业。没想到夏竦曾经在京城当过副宰相,他一门心思只想在京城做太平官，根本无心边关战事，所以虽然握有重兵,却时时畏缩不前，没有打过胜仗。并且谎称有病，屡次向朝廷辞官。最可气的是,他曾经在巡边时带着侍婢于中军帐下。女色置中军历来是军中大忌,为此,差一点引起士兵哗变。西夏主元昊非常瞧不起他，曾经戏言：得夏竦首级者,赏钱3000文。此时3000文还不及宰相月工资百分之一。就这么一个人官拜主管军事宰相，自然不得人心。

首先公开反对的是谏官欧阳修、蔡襄。一日上朝,他们上章论奏：夏竦在陕西领兵,畏懦不肯用力,有损国威。再加上其为人奸诈,玩弄权术,陛下怎能用这种怀诈不忠之臣?另一位谏官余靖也言：夏竦在外多次声言有病,今闻召至京官,便晓行夜宿,饥餐渴饮,病愈如此之快?可见其为人不诚，此官决不能用。

面对一派声讨,宋仁宗心有所动。但皇帝至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诏书已下，怎能轻易收回?这时其他大臣纷纷要讲话，宋仁宗一看人情汹汹，非常没有面子，起身就要退朝。这时,御史中丞王拱辰一看皇帝要走,就赶上前一把拉着宋仁宗衣服说：皇上慢走,卑职也有话讲。

宋仁宗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他君临天下40多年,广施仁政,爱民如子。被王拱辰这么一拉,感觉非常不好,但是以他的品行和修养又不能发火，因此只好忍怒坐下让王拱辰把话讲完。王拱辰接着说：“夏竦经略西师，无功而返，自古的道理就是无功不受禄，如果让这么一个人主宰天下军事，怎能激励边关浴血奋战的将士,怎么能抚慰边关英勇牺牲的忠魂？又怎么让天下人服气?所以，陛下万万不能用此一人而失去天下人心。”

王拱辰的举动和言语终于打动了宋仁宗，于是即刻下召将夏竦改知亳州，另拜杜衍为枢密使。

陈禾谏宋徽宗

第三次扯衣之谏发生在公元1109年,离北宋亡国仅有18年。

这时的北宋,朋党之争加剧,变法派与保守派明争暗斗，朝廷一片混乱。宋徽宗又是个荒淫无度的皇帝，他任用奸相蔡京、童贯把持朝政，自己醉生梦死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为满足宋徽宗糜烂的生活，蔡京提出“丰享豫大,唯王不贷”之说,意思是,天下太平富足,皇帝可以尽情享乐。公元1102年，宋徽宗用童贯为供奉官在江南设立“明金局”，动用几千工匠为朝廷制作金珍玩物。公元1105年又在苏州、杭州设置“应奉局”开运“花石纲”搜刮民财，找寻珍宝以供上用。这些作为搞得民间怨声载道,民众对蔡京、童贯一伙恨之入骨，称其为“公相”、“媪相”。公元1120年10月，江南百姓终于不堪重负,爆发方腊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给北宋统治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北方劲敌金朝也日益强大，连克辽朝，对北宋构成严重威胁。

当北宋面临内忧外患的同时,出现许多反常天象，如彗星屡见，黄河变清，京城大雨等。另外都城还发生许多怪异现象,一酒保朱氏女，突生胡须。甚至还有一卖青果的男子，孕而诞子。当时的人认为，这些东西对于封建王朝都是不祥征兆。

面对严峻形势，朝廷不少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他们知道大宋江山岌岌可危，造成这种局面的祸根是蔡京、童贯一伙奸臣当道，欺君惘上，败坏朝纲。因此，只有除掉祸根方能保住大宋江山。但是,由于这帮人经营太久，势力太大，深得宋徽宗信任,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很多人敢怒不敢言。

此时谏官右正言陈禾挺身而出。这位元符三年举进士的浙江宁波人，愤然对同僚讲：奸臣当道，圣上不悟，此乃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吾辈身为谏官安敢不言。

公元1019年春三月，一日当朝，陈禾上书论奏：童贯一伙，欺上瞒下,有怙宠弄权之罪，愿亟窜之远方以绝后患。不料,奏章刚开始，宋徽宗听到有人竟然弹劾他最信任的大臣,非常反感。他嗤之以鼻,拂衣而起。陈禾一看,毫不示弱,赶上就拉宋徽宗。不料由于情绪激动,用力过猛,竟然失手将宋徽宗的衣服扯烂一块，飘落在地。

现场众文武被这一幕惊呆了。毕竟从未有人当朝敢把皇帝衣服撕烂。再看宋徽宗怒不可遏，厉声训斥：正言碎我衣矣。陈禾从容答话：陛下不惜碎衣，臣就不惜碎首以报陛下。这样沉着冷静的答话让宋徽宗反倒冷静下来。陈禾接着就讲：臣知道,今日不语,我仍享荣华富贵,今日言语,我会惹杀身之祸,但是,身为谏官我不能贪图今日富贵之利，而让陛下遭受他日危亡之祸。因此，我一定要讲,皇上也一定要听。

面对陈禾的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宋徽宗怒气渐消。他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道：卿能如此忠勇，朕复何忧？这时内侍上前请皇帝换衣服，徽宗不肯换，说道：朕就穿着这件碎衣以示对直臣的褒奖。接着,陈禾又把童贯一伙如何怙宠弄权，祸国殃民的事例列举一番，宋徽宗听得将信将疑。

次日,就在宋徽宗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童贯一伙相继到徽宗面前声辩：说陈禾此番言论造谣惑众,对大臣栽赃陷害，而且在国家太平时,竟言陛下有危亡之祸，出此不祥之语诽谤朝廷，罪不可赦。御史卢航也表奏：陈禾狂妄，扯烂圣衣,大失君臣之礼,理应严惩。结果宋徽宗还是听信童贯一伙言语,将陈禾赶出朝廷,贬官到上饶监酒税。

几年以后，腐朽的北宋王朝，终于被金国所灭，验证了当年陈禾的警言。

纵观中国从秦代开始的封建王朝，历代帝王除了开国皇帝比较开明，能够纳谏之外，其余基本上都是唯我独尊的寡头政治，不听反面意见。有时遇到大的天灾人祸，或者强敌压境，方才象征性听听下面意见。有人戏称这是“城门开，言路闭；城门闭，言路开”。宋王朝是个例外，宋太祖时期就推行开明政治，建立了严格的谏官制度，言路通畅，听取不同意见。这种做法贯穿于北宋9位皇帝，南宋也比较好地承袭了这一做法。所以,尽管北宋中后期军事不振，南宋偏安一隅，但是两朝相加仍有300多年的历史，仅次于汉、唐的统治时间。还有一个有趣现象，面对北宋末年腐朽统治，老百姓还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连宋江、方腊的农民起义打出的口号也仅仅是“替天行道”和“清君侧”。究其原因恐怕与赵氏皇帝的言路开畅,民主政治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