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包公，人们往往把他与开封联系在一起，这恐怕与悠久的文化遗存——包公故事有关……

    包公其人

    包公故事的中心人物是北宋仁宗时代的包拯。《宋史·包拯传》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其实，包公故事中的包拯是根据史书和民间传统相结合编写而成的。像《包待制出身传》的内容概括如下：包拯是庐州凤凰桥畔小包村人。中状元后，仁宗命其赴定远县上任。在定远三年，独断独行，有事不上告，濠州知府怒，奏罢之。后因包公劾转运使贪污，仁宗问谁可任开封府尹，王相奏包公可去。但是，包公赴任要八个保官，这保官是：“第一中书为宰相，沿江结寨范将军。保家护国申宰相，立国安邦狄将军。城内李王太子位，两浙钱王后代孙。更有城东紫驸马，南街皇叔六王身。”且准其对违法者先斩后奏，包公方才受命。

    在他任开封府尹期间，又荣获“斩砍皇亲剑一根”。为此，我们可以大致限定包公故事是发生在宋仁宗时代，包拯任开封府尹时所发生的故事。

    包公故事的渊源

    包公故事最早出现于北宋汴京之瓦舍中，据《东京梦华录·市瓦伎艺》条说，当时瓦舍的“说话”科目有：讲史，小说，说浑话，说三分，五代史。据《都城纪胜》，它有四家的分法：“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鲁迅先生也有四家分法，他在《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分为：小说——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谈经——说经、说参请、讲史书、合生。

    总之，从宋至今，对宋人话本不管如何，但有一点共识：“说公案”在宋代是属于小说门庭之内的一种技艺，宋时将小说分为四个子目——烟粉、灵怪、传奇、公案。“说公案”在宋代主要是写市民的民生生活，特别是包青天秉公断案的故事。《错斩崔宁》就是宋代公案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它通过这起冤狱的“错判”、“错斩”，揭露了当时封建刑狱的罪恶。此类冤狱多为贪官污吏所为，为此，人民往往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包公故事的诞生是时代的呼唤。

    包公故事的演变

    流传近千年的包公故事也在与时俱进，应运演变着：

    宋代公案小说的内容，多为当时社会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民刑事件，而案件的完满结局往往都与包公有关，于是，从民间传说到宋之话本，出现了一大批记载包公断案的包公故事小说，经“说话”人的传播流传极其广泛。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阶段的掠夺更加贪得无厌，豪强地主、盗僧横行、贪官污吏多得惊人。《宋朝事实》卷七载：“天下僧以数十万计，间或为盗，而民颇患之。”可见，当时贪官、盗僧横行，弄得民不聊生、苦难重重。但是，市民群众的仇恨的矛头，不可能对准封建统治，因为他们还没有那样的觉悟。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作为个人的贪官、盗僧等罪犯。另一方面，他们又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现，给他们平反贪官污吏所加的冤狱。宋代的公案故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由于当时的市民群众对“清官”抱有幻想，宋代的公案中出现了包公故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现在遗存的宋代包公故事的话本来看，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除暴安良的有《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合同文字记》等三部；除贪官、废皇族特权的有《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包龙图铡赵王案传》等四部；还有除妖降怪的《包龙图断白虎精传》等。这些摘奸发覆、洗冤雪枉的故事，深得民心，给世人以心灵的震撼。由于有包公为民做主，时人自然会生活在一个敝亮的世界里。宋代的包公故事话本为后世树立了一位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执法公平的包青天的形象，包公遂成为后世清官的榜样。

    到了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愈加尖锐，人民备受贪官酷吏、权豪势要的欺凌，人民心目中的包青天的故事和传说得以广泛流传，于是，有关包公的公案剧才大量出现。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不只是为人民平反冤狱、除暴安良的清官，还被时人作为对元蒙统治者斗争的代言人，给包公染上了一些神话的色彩。在《陈州粜米》剧中，包公是“包龙图那个铁面没人情”。在《盆儿鬼》剧中，包公是“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到了晚时又把阴司理。”而在《灰阑记》剧中，包公则是“敕赐势剑金牌，体察贪官污吏，与百姓申冤理枉，容老夫先断后奏……”

    从这些包公故事的杂剧中，我们可以看出：包公所保护的，主要是市民群众；包公所反对的，主要是皇亲国戚。包公形象的发展，可以说是当时的人民处于元蒙统治者残酷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市民将其神化，以寄托更大的希望。他不只处理人间的冤狱奇案，甚至连冥间《盆儿鬼》之类的案件，他也来断了。于是，包公便成为一个挟着“势剑铜铡”，专门“除暴安良”的神人合一的人物了。

    到了明代，社会形势又有所变化。当时，以海瑞为代表的那些清官，与包公不同，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往往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支持退田，限制豪强兼并，对工商业者采取减轻赋税的政策，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其进步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清官从根本上说，他们是维护封建正统的，极力反对农民起义。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其大部分的公案话本和拟话本，则往往局限于审理通常的家庭纠纷和婚姻事件，因此，对封建统治者的罪恶的暴露也微乎其微。当年留下的著名篇什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滕大尹鬼断家私》等。但是，作为传统的主流文化——包公故事，是不会被颠覆的。时至明代中叶，其政治更加黑暗腐败，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日益加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严重地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地位。统治者迫切需要清官来澄清吏治，笼络民心，以缓和阶级矛盾，凡是有关疑难的审判案件，欲借古人之手予以摆平，因此，一如既往地都推到包公身上。于是，就有人把流传在民间的包公故事搜集起来，再夹杂一些正史和野史的资料，汇编成一部包罗着百件讼案的话本集——《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至此，历经两朝无数文人的努力，终于成就了中国第一部话本公案（包公）小说集，它为清代的《包龙图公案》、《七侠五义》等公案侠义小说开了先河。

    明代有多种包公故事小说的刊本，就已所知列如下：

    《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六卷百回，为明万历二十五年万卷楼写本，作者为明无名氏撰。

    《新刻京本通俗演义增象包公图判百家公案全传》。内题“钱塘散人安遇时编集，明书林景生杨文高刊行”。此书为万历后期刊本。

    《龙图刚峰公案合编》。嘉靖十四年刊本。卷首有嘉靖十四年己巳金陵云崖主人序，说明合编之由……

    《龙图公案》十卷，序署“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此书传承两代，且有繁简两种版本：繁本，百则。一名《百断奇观包公全传》。有清初刻本、嘉靖刊本、四美堂刊本、乾隆刊本等多种。简本，62则，是繁本的删节本。

    明代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版本的包公故事话本小说的出现，不仅使许多宋代旧篇免于湮没，而且推动了后世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其影响是深远的。

    公案发展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在北京出了一位著名的说书艺人石玉昆，他是个能编、能演、能弹、能唱的民间艺人。但是，他却能继承传统，与时俱进地将《龙图公案》演绎成纯粹的散文话本了。正如鲁迅先生对此评价曰：“文意甚拙，盖仅识文字者所为。”其实，正是它明白如话的语言，才开创了通俗小说的先河。

    至于石玉昆在说书技艺之成就，清富察贵庆在《知了义斋诗钞》小序中说：“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而性孤僻，游市肆间，王公招之不至。”他常常活动在北京的书场中，特别是天桥，说唱《龙图公案》时，听众每逾千人。虽是数唱野史，都称雅韵。后来，人称石玉昆的说唱形式为“石派书”，影响了一代人。当时有人把石玉昆说唱的《龙图公案》记录下来，题作《龙图耳录》，石玉昆原本是连说带唱的，耳录只存讲说部分，成了一部白话小说了。后来，又有人将《龙图耳录》改编为长篇章回小说《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作者仍顶着石玉昆的名字。

    《平昆论》中有一首诗，记述并评价石玉昆当年的说唱：“高抬声价本超群，压倒江河无业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歌声。编来宋代包公故事，成就当年石玉昆。是谁拜赠先生号，直比谈经绛帐人。”

    题外的话

    包公故事不仅直接影响着后世通俗小说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对戏曲也有深远的影响。1961年，我在邢台市时，由于工作关系，结识了邢台豫剧团的常年来。他带领其剧团不只演豫剧的传统剧目，像《抬花轿》等，同时也演公案戏，那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一下子仿佛将其带回故里。

    那时，除了老乡这层关系，我对戏曲也略知一二。有时碰到公案戏的问题，常年来便向我求教。只是我对包公的故事也知之甚少，往往不能给予圆满的答复。时隔半个世纪，我终于能将较系统的有关包公的文章，回复戏友常年来，以慰其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