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诸多大臣的反对，宋仁宗赵祯将重建开宝寺塔的计划搁置了４年。皇祐元年（公元１０４９年），他下诏重建开宝寺塔，以安置佛祖舍利。
　　
    宋仁宗并没有理睬蔡襄按旧制复建木塔的建议，对于不顺耳的话，他也会采取高高挂起的态度。仁宗虽然总体上是个好皇帝，但他当政期间也有不良记录。比如，他曾经下令禁止群臣越职言事；再比如，对于余靖这种爱发表意见又敢用臭汗熏他的谏官，仁宗也会采取点措施———把他贬到远离京师的地方去。公元１０４９年，宋仁宗再次公布建塔决定的时候，也许是慑于天子的威严，没有多少人再对此发表反对意见了。

    一意孤行 重建宝塔

    仁宗赵祯是宋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长达４２年。决定造塔那年，仁宗３９岁，１４年后他在京师病死。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到西京洛阳后，军民人等早晚面朝汴京方向号哭不止，焚纸产生的烟雾飘满了天空。京师开封的市民索性罢市休业，哭祭仁宗。仁宗的永昭陵在今天的巩义市，一个无名的宋代诗人曾在永昭陵寝宫墙壁上写道：“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仁宗确实是北宋皇帝中比较英明的一位，他不崇佛，也不像他的老爸真宗赵恒那样迷恋道教。他重视儒学，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曾巩等许多光芒万丈的大儒文豪都出在仁宗年间。
　　
    无论在史书上，还是在民间，仁宗的名声都非常好。据史料记载，仁宗十分节俭，“四时衣夹衣，冬不御炉，夏不挥扇，禀天地冲和之气故也”。这些记载也许是事实，但同时，真实的仁宗也有花钱如流水的一面。
　　
    因为实行“文治”政策，北宋的经济发展较快。在宋太宗时代，京城开封已表现出大都市的风范。北宋的东京比汉唐的长安、洛阳繁华富丽得多，市井商业也更为活跃。以至于当时有人慨叹：“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说：“东京城下水道十分宽敞，能住人能行走，可见北宋的东京城下水道系统档次之高。”当时的东京城，“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光巷，市不通骑”。
　　
    民间尚如此奢华，赵家皇室哪里能耐得住“恭俭”的寂寞。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他的《中国建筑史》中说：“国初太祖朝建设未尝求奢，而多豪壮，或因周庙之制，宋初视为当然，故每有建置，动辄数百间。”梁思成列举了开宝寺重建的例子和为安置吴越亡国之君钱俶、蜀主孟昶而建造豪宅大院的例子。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其时国家尚不富裕，所以大规模的建设还比较少。到了太宗赵光义之时，先是建上清太平宫，又建开宝寺木塔，大手大脚地花钱的势头已经出现。
　　
    赵光义的儿子是宋真宗，梁思成说，真宗“愈崇道教，趋祥异之说，盛礼缛仪，费金最多。仅一个玉清照应宫便调动诸州工匠，耗时７年而成”。据说玉清照应宫的建筑之精，盖过了历朝宫观。真宗对于建造宫观确实有兴趣，建玉清照应宫时，他每天亲自往施工现场颠颠地跑。
　　
    真宗的儿子仁宗运气似乎不太好。仁宗在位期间，公元１０３２年，大内失火，宫中的八座主要殿宇被烧毁。修缮大内的急务交给宰相吕夷简负责。这一工程花钱不少，但事关皇宫，也实在是不得不花，大臣们也都没有说什么。在此之前，真宗建的玉清照应宫在雷雨中被毁，太后于朝堂上向大臣哭诉。众臣不等太后说出重修的意思，赶紧说：“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复修葺，则民不堪命。”经过讨价还价，玉清照应宫当时仅修复了两殿，２５年后再增修两殿，改名为万寿观。
　　
    开宝寺塔也属于毁于天灾后再行重建的项目。仁宗时期京城连年发生火灾，亟待修复的建筑实在太多，所以蔡襄、余靖很激动地谏阻仁宗重建开宝寺塔。为了阻止仁宗大兴土木，欧阳修专门写了《上仁宗论京师土木劳费》一文。他在文章中说，开先殿仅仅是两根柱子损坏，已经花费了一万七千多钱。他还说，纵使肥沃的土地不生他物，唯产木材，也不能满足本朝土木建筑所需。既然开宝、兴国两寺塔和其他寺观、宫阙皆焚毁荡尽，足见上天厌恶过度奢华，所以希望陛下吝惜国财民力……
　　
    欧阳修的文章虽然写得好，但还是没有说动仁宗。仁宗一意孤行，决心重建开宝寺塔。重建后的开宝寺塔共有１６８级台阶，这个数字碰巧和北宋的寿命相同。
 
    大宋文豪 冷落铁塔
　　
    吸取木塔被焚的教训，重建开宝寺塔时改用耐火绝缘、能抗雷击的琉璃砖瓦建造。塔址也从开宝寺的福胜院移到夷山之上的上方院。上方院又称为上方寺，所以新塔又被称为上方寺塔。
　　
    喻浩所造灵感木塔高３６０尺（当时的一尺比现在的一尺短），换算过后大约是８７米。新塔要比灵感木塔矮一截，但后来的开封人还是把它誉为“擎天巨柱”。那天，我在铁塔上下一个来回，第二天大腿肌肉又酸又疼。得知我的情况，开封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爬它干啥？上一回腿疼得三天缓不过来劲。”
　　
    仁宗该知足了，北宋存在了不过１６８年，但他力排众议建造的琉璃塔，却像铁一样结实，历经电闪雷鸣、冰雹暴雨甚至洪水冲刷，铁塔都没有折断；来自北方的金戈铁马把开封城践踏了几遍，铁塔屹立如故。虽然今天的铁塔已经丧失原来的宗教意义，但它毕竟还耸立在那里。
　　
    今天的我们即使手握《东京梦华录》、《汴京遗迹志》在开封城东奔西跑，也找不到哪里是大内和御街，哪里是矾楼和瓦市。因为历经沧海桑田，真实的宋城已经埋在地下。今天开封的古建筑中，除了铁塔、繁塔，若有哪个人告诉你说某座建筑是宋代的，都该是假货。
　　
    今天的铁塔地位显赫，拥有专家和平民的一致尊敬。但在宋代，在铁塔刚刚建成的日子里，情况远不是这样。当时的文人墨客普遍不买铁塔的账。开封市园林处的张玉发送给我一册关于铁塔的资料，上面收录了不少描写铁塔的诗句，却没有一首宋代大家的诗作。我觉得纳闷，便向张玉发先生请教。他当时没有言语，两天后唤我过去，拿出欧阳修的《归田录》和《余靖直谏》的合订本给我看，算是对我所提疑问的一个交代。欧阳修和余靖两人在文中只提到了木塔和动议中的新塔，而随后建起的铁色琉璃塔似乎已不值得他们眷顾，甚至连“花椒”的文字也没有留下。
　　
    除了欧阳修之外， 仁宗年间的其他文学大家如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也没有留下有关铁塔的文字。面对东京城内最辉煌、最高的塔，大宋的顶级文人们竟都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与唐代文人对于龙门石窟的态度十分相似———龙门石窟是完成于唐代的伟大作品，但唐代诗人没有一个写过关于龙门石窟的诗。白居易在龙门长期居住，也没有留下关于龙门石窟的文字。唐代文人认为龙门石窟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东西，对开凿龙门石窟有意见。但龙门石窟又是皇家开凿的，文人们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大家选择了沉默。同样，宋代文人从忧国忧民的立场出发，认为铁塔是一座过度奢华又没有实际用途的建筑，白白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但铁塔又是皇帝建的，不能随便议论，所以他们对铁塔保持了集体沉默。
　　
    到了明代，“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为铁塔赋诗一首：“铁塔峙城隅，川平愈觉孤。登天盘内磴，落日影东湖。”这位文人还在问：“何年藏舍利？光彩射虚无。”《汴京遗迹志》的作者、地道的明代开封人李濂也有“宝塔凭虚起，登游但几重”的遗墨。
　　
    自古以来，凡称得上名胜的建筑都离不开文人墨客“白纸黑字”的追捧。在“庆历新政”变法失败后，范仲淹被宋仁宗贬出京城。庆历６年，范跑到岳州（今湖南岳阳城）找同年进士、岳州知州滕子京“散心”，触景生情，遂写下千古名文《岳阳楼记》。岳阳楼因此成名，引得今日游客纷纷登临。此外，欧阳修被贬安徽滁州知州时作了《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苏东坡在陕西凤翔府时作了《喜雨亭记》、《凌虚台记》。
　　
    开封铁塔的前世今生是大宋天子强行给予的，它不是能让文人心存依靠的东西，也无法强求文人们作文以记之。不过，天子们在乎这座塔，不断地对它所在的寺院进行修缮并改名。
　　
    明代英宗（朱祁镇）天顺年间，开宝寺在修缮后，英宗下诏改名为祐国寺。既然赵匡胤可以更改李隆基的封号，人家朱祁镇当然也能改变赵匡胤的。公元１７５１年，乾隆帝命徐化成修葺祐国寺后，又赐名为大延寿甘露寺。这是天子的无聊，后朝不认前朝的账。而民间又不买皇帝老子的账，如今，所有皇家给予铁塔的正名都被老百姓淡忘了，大家只记得“铁塔”这个俗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