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人物多是汉魏之际大姓名士的代表，后来成为曹魏政权上层的骨干，也成为魏晋士族门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荀彧举荐的名士远不止这些，可考者尚有仲长统、孙资、严象、韦康等，后来曹操平定河北与荆襄，荀彧也举荐当地大姓名士。荀彧举人，虽重门第阀阅，但更重才识与德行，故其所荐之人多名符其实，有吏治执事之能。旧史上多称其慧眼识人，用心平允，《三国志》荀彧本传注引《典略》云：

    或折节下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阁，不以私欲挠意。或有群从一人，才行实薄，或谓彧：“以君当事，不可不以其为议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来言，众人其谓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类此。

    荀彧所举之才，虽来自北方各州郡，河南、河北、关东、关中皆有代表，但细究其籍贯，尤以颍川人士为多，如荀攸、钟繇、杜袭、戏志才、郭嘉、荀悦、辛毗、赵俨等，这不排除其乡里观念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颍川是曹操掌握的势力范围，一直是东汉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人才辈出，特别盛产谋略与法治之才，当时人便盛称“汝、颍多奇士”［３３］。所谓“奇士”，就是指具有出众政治才能的名士。［３4］因此，荀彧所荐人才正与曹操用人唯才的标准相合，如戏志才、郭嘉、荀攸等都是当时一流的谋略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曹操所用人才多来自大姓豪门，这样的人才越多，其政权性质的变化便越大，从而逐渐向大族名士靠拢。同时，荀彧建议曹操重视儒学，倡行教化，即“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又说：“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３５］很显然，荀彧希望复兴儒学，从而抑止当时盛行的刑名之治。当时陈郡袁涣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主张，这都说明了儒家大族人物试图改造曹操政权的意图。当然，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艰难的过程。但荀彧辅佐曹操，“从容与太祖论治道”，使得曹操虽与士大夫阶层间有冲突，但始终以合作为其主流而不至陷入破裂的窘境，从而形成了魏晋士族的一批核心力量，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晋书·荀勖传》载曹操之言曰：“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止；荀文休之退恶，不退不休。”对此，《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曰：“彧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司马宣王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由此可见，汉晋间士人无不以荀彧为“仪表”，连一代枭雄司马懿也不忘其提携之恩，崇敬有加。也正是这个司马懿，最终代表儒学大族颠覆了曹魏政权，使历史又回到了东汉时期大姓名士执掌政权的轨道，并逐渐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的局面。这样看来，司马懿对荀彧的崇敬一点也不奇怪。通过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感情沟通，我们可以深刻地领悟汉晋间历史的变化及其内在的合乎逻辑的联系。

    官渡之役：“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建安五年（２００）发生的官渡之战，是曹操统一中原的决定性战役。此前，袁绍割据河北，辖地最广、士众最盛、实力最强。但曹操终以弱胜强，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若单就荀彧个人的作用看，不能不说他谋划之功甚巨。

    首先，荀彧洞悉局势变化，比较袁、曹优劣，激励曹操斗志。袁绍兼并河北四州后，对曹操挟持天子深表不满，“内怀不服”，“其辞悖慢”，曹操深感压力，“出入动静变于常”，并以绍书示彧，以“力不敌”为忧。袁、曹决战势所不免，两强相争，勇者胜。荀彧开导曹操说：“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必弱”，而双方相较，曹操在用人、机谋、治军、德行诸方面都胜过袁绍，以“四胜辅天子”，无往而不胜。［３６］当时，不仅曹操心怀忧虑，史称“绍甲兵甚盛，议者咸怀惶惧”［３７］。孔融便直言袁绍南下有必得之势。而荀彧镇定自若，反复申述曹操的优势，消除了许都士众的恐慌心理，坚定了抗袁的决心，并着手进行军事上的准备。

    其二，战略规划与战术安排。与袁绍相比，曹操在军事实力上毕竟处于下风，要想取得决战的胜利，必须精心规划，制定出可行的战略与战术。早在建安二年（１９７）荀彧便预见到了未来的袁、曹决战。当时曹操北边有劲敌袁绍，东面受制于据有徐州的吕布，南面有张绣、刘表，西面则有关中的马超、韩遂，曹操多面受敌，这是兵家之大忌。为解除这一困境，荀彧要求曹操乘袁绍忙于兼并公孙瓒之机，东击吕布、西定关中。《三国志》荀彧本传载此策曰：

    彧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彧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钟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

    曹操依此计，建安三年破张绣、擒吕布，并以钟繇督守关中，解除了四面受敌的困扰，从而全力经营北部边防，准备与袁绍决战。

    其三，在战争中稳固后方，鼓励曹操待机突击。建安五年袁绍举军南下，双方相持于官渡。由于曹操兵少力薄，人们以为操必败无疑，故许都以南各郡县纷纷响应袁绍，军中不少将领也暗中与袁绍通消息。《三国志·赵俨传》载：“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同书注引《魏略》说：“太祖北拒袁绍，时远近无不私遗笺记，通意于绍。”此情此景，确可谓“四方瓦解，远近顾望”［３８］。这种危局若不迅速稳定下来，曹操必然军心动摇，自行溃败。这一重任又落在了留守许都的荀彧肩上。他首先平息朝臣的反曹情绪，进而加强对谯郡、颍川等地的控制，平息叛乱，稳定前线的军心。如阳安郡守李通为支援前线，“急录户调”，赵俨上疏荀彧，以为“百姓困穷，邻城并叛”，操之过急，“必致寇害”，彧报曰：“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致使“上下欢喜，郡内遂安”［３９］。由于荀彧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抚措施，从而逐渐平息了地方叛乱风潮，使曹操得以坚守官渡前线。

    官渡之役，袁、曹相持约有半年，袁绍兵多粮足，而曹操缺兵少粮，相持既久，曹操难以固守，想退师许昌。荀彧得其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