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哥常说，现代汉语已经被严重漂白，没有营养了。说不信你去听听台上的领导念报告，白花花的文字滔滔不绝，台下那么多耳朵却像是得了脂肪肝，完全不为所动。二哥比喻现代汉语得了忧郁症，说根据安德鲁·所罗门的理论和实践，忧郁症的结局是意义的丧失。我觉得这样说过于悲观，毕竟，在忧郁中成长的人，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

    但其实，我也常常面对着报纸上的现代汉语发呆，好在读报的人越来越少，不然无论对于心灵还是语言，都是极大的悲催。刘勰说，鼓天下之动者辞也，而辞所以能够鼓天下之动，是因为辞为道之文。如果没有了真情实感，文辞也就不能载道，意义便会悄悄流失。我喜欢他说“太山遍雨，河润千里”，以及因此产生的溯流而上征圣宗经的激情。但并不是所有一千年以前的文字都好，比如《春秋繁露》，也是名人的东西，却是意气专妄、神行涣散、词采苍乏，偶有的见地也多是牙慧。

    荀悦就不同了，他的博洽精密让我觉得十分努力也难以望其项背。他的《申鉴》我读了N多遍，朋友问我有啥好，我说：有点像荷兰乡间风车农庄里生产的Old Amsterdam Cheese，味道十足，营养丰富。

    比如，荀悦说：“为政之道，仁义而已矣。”这个大家都知道，但他继续说仁是对民的关切，义是君主的克己，就让人觉得豁然，感觉与西方法治的精髓是相通的，当年在夏威夷学宪法，老师说，美国的宪政就是两句话——如何保护权利，如何制衡权力。对于统治者而言，仁就是保障人权，义就是限制公权。正因如此，仁义至今仍为不容易实现的理想。

    荀悦说：致治之术，先要屏蔽四患：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这四害都会诋毁朗朗乾坤，破坏风清气正的社会生态，让大家感到压抑窒息看不到希望。而为政之方，惟修六则：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诚，六曰通。说得多好呀，但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这些古代词汇是否仍散发着封建的味道呢？

    荀悦说：“济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劳而危，乘舟者逸而安。”“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我理解在经济不景气的场合，由权力主体花钱进行投资拉动，属于泅的范畴；而藏富于民的消费拉动，则属于乘舟的逻辑。政府主导的维权属于泅的努力，而公民社会建设属于乘舟的智慧。毕竟，足寒伤心，民寒伤国，民不贵则国不尊。

    荀悦说：“设必违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于恶也，故谓之伤化；设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于罪也，故谓之害民。”这一段话让人联想到很多社会现象，比如孙志刚，比如唐慧，比如绿坝，比如三聚氰胺。

    荀悦说：“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这极容易让人想起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更多地是说：法治是个系统的工程，不能东鳞西爪、狼奔豕突；解决社会矛盾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急功近利、击鼓传花。

    荀悦还说，人臣有三罪：一曰导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宠。以非引上谓之导，从上之非谓之阿，见非不言谓之尸。导臣诛，阿臣刑，尸臣绌。这些话说得很解气。但是历朝历代，故意把领导往沟里带的导非者虽不多见，但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阿失者、尸宠者往往都是人生得意马蹄轻。风气不正的时候，所谓智商，实际上多是缺德。

    荀悦还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所以为上也，谀所以自为也；忠臣安于心，谀臣安于身。”这些道理多通俗易懂呀，但是如果没有安邦定国、心怀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有什么理由听那逆耳的忠言！

    毕竟是儒家的后人，荀悦同样强调了忠贞笃实对于安身立命的极端重要性。就像翻译强调信、达、雅那样，他强调立德的贞、达、志：“贞以为质，达以行之，志以成之。”作为修身举业的端点，正心诚意实际上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儒家“一中为忠，二中为患”的贱二而贵一思想，与西方宗教箴言The best Vitamin for a Christian is B1具有同工之妙——最好的维他命是不二！

    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珍视这样的价值：越是普世的越觉得没用，甚至可怕。【原标题：荀悦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