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纷起，逐鹿中原，最终获胜的却是被称为“赘阉遗丑”的曹操，这在世家大族操纵政局的历史背景下，多少有些令人费解。这除了曹操自身非凡的才能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他招揽了一批大族名士，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荀彧。作为一流的谋臣策士，荀彧屡呈妙计，出奇制胜；作为大族名士的代表，他居中协调，疏通曹操与大族名士的关系，稳定政局。因此，考察荀彧的行迹，评论其得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了解曹操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曹操与东汉大族的关系，纠正一些传统看法的偏失。《孟子·万章》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本文评论荀彧，以知人论世为宗旨，不做简单之价值评判，抑或有所可取焉。      

    兖州之役：“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荀彧（１６３－２１３）字文若，颍川颍阴人，其家世代冠族，祖父淑有高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１］。东汉之世，大族名士操纵社会舆论，家资、门第对士人的前途影响甚大。荀彧有这样的家资作为凭借，其未来仕途当然会一帆风顺，《三国志》本传上载，南阳何颙顺便称其为“王佐才也”。中平六年（１８９），彧举孝廉，拜守宫令，再迁亢父令。但就在此时，洛阳政局发生了变化，先是袁绍诛灭宦官，不久董卓挺兵洛阳，以至引发了关东地区的武力反抗。其时冀州牧韩馥是颍川人，荀彧携宗族往依之，但待其至河北，袁绍已夺取韩馥之位，绍为汝南人，也信重河南乡里，“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２］。董卓西迁后，关东豪杰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以至争城夺地，“以还相吞灭”［３］。在这种纷扰混乱的局面中，广大士人无不反复思量，进行着关乎未来命运的选择。在诸多军阀中，袁绍声名最著、实力最强，而曹操势单力薄，还没有形成自己稳固的基地。我们知道，曹操早年军事势力的发展一波三折，很不顺利，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他出身阉宦家庭，缺乏社会基础，故其内心颇觉自卑，［４］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讳地说“本志有限”，又“常自损”，反董卓之乱时，初次募兵仅得五千，第二次募兵扬州，险些丧生，仅得三四千人。董卓西迁后，操为奋武将军、东郡太守，尚须仰仗袁绍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荀彧却由袁绍幕下转投曹操，这确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

    荀彧“明有意数”，他做出这一选择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会下定决心，而绝非一时冲动。仔细分析起来，有如下二点原因：一是苟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佑之义”［５］，但袁绍却不以汉廷为意，多有僭逆之举，曹操对袁绍等人在反董卓时拥众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深表不满，屡“责囔之”，［６］并以五千之兵出击荥阳，险些丧生，从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二是就个人才能而言，荀彧以曹操“有雄略”，而袁绍不善任人，“终不能定大业”。［７］正是这两点因素，决定了荀彧的取舍。曹操得荀彧，欣喜之极，说：“吾之子房也”。此后，从初平二年（１９１）至建安十七年（２１３）的２０余年间，荀彧一直是曹操的首席谋臣，在他的辅助下，曹操逐渐走上了统一北方的征程。

    曹操在兖州镇压黄巾余部，起初颇得兖、豫豪杰鲍信、张邈、陈宫等人支持。但兴平元年（１９０）曹操用兵徐州，攻打陶谦，张邈等倒戈，迎立吕布，“兖州诸诚皆应布”，“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９］当时荀彧为兖州留事，他以智谋劝退豫州刺史郭贡，稳定鄄城，又命东阿人程昱晓谕东阿、范城守将，“卒全三城，以待太祖”。此役仓卒，全赖荀彧冷静处置。如果兖州失守，曹操进退两难，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即使不被消灭，也会沦为散兵游勇，难有作为。

    此一事变，出于肘腋，说明曹操在兖州的统治很不牢固。张邈、陈宫本与曹操亲善，《三国志·吕布传》载邈与袁绍有隙，绍命操杀邈，故“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其实，这只是表层原因，以兖州豪杰皆反，“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的情况看，其中必有深层原因。据田余庆先生考证，“真正的原因是曹操杀了曾做过九江太守的边让，得罪了世家大族”［１０］。史称曹操杀边让，“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１１］。这里明确揭示了曹操杀边让的危害及其在兖州统治的危机。

    面对这种局势，必须对症下药，调整相关战略和政策，以图再举。在这方面，荀彧深谋远虑，在制定新的规划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兴平二年，陶谦病死，曹操本想借机攻徐，彧为之计曰：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今虽残破，犹易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不先定。［１２］

    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战略方针，详陈击破吕布的战术安排，坚定了曹操的信心，促使他放弃攻徐之策。毫无疑问，此前曹操对未来局势并无明确认识，头脑中存有流寇思想，尚未理解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因此，荀彧“深根固本”之策的提出，标志着曹操势力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此后，曹操在兖、豫一带收编军队，招揽士人，协调与大族的关系，兴办屯田，遣使入关贡奉，从而声名日著，成为一支重要的割据力量。

    迎奉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虽辖有兖州，着力招揽士人，但“赘阉遗丑”的身份一直制约着其事业的发展。如何才能改变形象，与袁绍等人分庭抗礼呢？曹操一直为此而努力。从其发展历程看，其处境发生根本性转变，应该说是在建安元年（１９６）迎奉汉献帝都许之后，而迎奉汉献帝，荀彧发挥了重大作用。

    众所周知，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后，早已名存实亡。汉献帝又为贼臣董卓所立，先被挟持到关中，受制于李嶒、郭汜之手，后又被白波贼杨奉等挟持到河东。在这种情况下，关东诸多军阀都有条件迎奉汉献帝。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卷７３校补上便说，当时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诸人“皆尝雄视一时”，其力量足以“匡正帝室”，而“（曹）操之势尚微”，不能与诸强争先。但袁绍等以为汉运已尽，急于取而代之，袁术便是最早称帝号者。这便给曹操提供了一个机会。早在初平、兴平之际，毛玠便建议曹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同时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１３］胡三省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