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之所以芟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许、屯田积谷而已；二事乃玠发其谋也。”［１４］这是就谋略而言，但实际上当时曹操在兖州立足未稳，还无力付诸实施。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兴平末年。当时献帝自河东还洛，曹操议迎天子，但幕中发生分歧，有人以“山东未平”为由，极力反对，曹操犹疑未决。在此关键时候，荀彧力排众议，主张立刻迎奉献帝。他指出：

    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为累，明矣。……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１５］

    在这段对话中，荀彧力陈迎奉天子是“从民望”、“服雄杰”、“致英俊”的关键，是“大顺”、“大略”、“大德”之举，这在历史上是有成功先例可循的。果然，曹操亲赴洛阳迎奉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候”，取得了极大的舆论优势，为其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如所周知，东汉王朝虽名存实亡，但两汉绵延数百年，倡行儒学教化，士人尤重名节，出处去就无不讲求儒家道德规范。就东汉末年的情况而言，谁拥戴汉献帝，谁便取得了“名份”，追随他的士人也免去了失节之忧，从而获取大量的名士人才。对此，王夫之便感叹“三代以下之天下，名之维持也大矣”［１６］。当然，在王朝更迭之际，真正殉难守节者毕竟是少数，那些操纵权柄的军阀更无忠义可言，关键是持有“名份”。胡三省便说：“名存而实亡，愈于名实之俱亡”［１７］。王夫之说得更明白，“夫无君之心”，曹操无异于袁绍，“操之胜也，名而已矣”。［１８］

    汉献帝既然只是一个工具，那就有一个利用的问题，利用得好，事半功倍；利用得不好，弄巧成拙。董卓、李嶒、郭汜等都挟持过汉献帝，非但没有获取多少赞誉，反因凌辱天子而遭唾弃。袁绍恐怕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有所畏惧的。但从曹操的情况看，他对献帝这张牌使用得很成功，而这一功效的取得，与荀彧居中协调关系甚大。献帝都许后，荀彧任汉廷侍中、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１９］。荀彧作为大族名士的“首望”、汉廷的宰辅和曹操的谋主，成为联结士人与曹操的纽带、沟通汉廷与曹幕的桥梁，有效地协调其间的关系，化解其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曹操迎奉汉献帝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袁术之谋士张承、公孙度之谋士凉茂，吕布之谋士袁涣等都以为曹操“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２０］。其他如关陇、河北、荆襄和江南诸地人士都有类似看法，以至各地士人纷纷投归许都，［２１］出现了“是时许都新建，贤士的这使得曹操大夫四方来集”［２２］的情形。如王朗、华歆、陈群等中原胜流都是在此前后归附曹操在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袁绍、刘表诸人，并且取得了正统名份，而其他割据者皆沦为偏霸与僭逆，只有坐以待毙了。

    举荐士人：协调曹操与大族名士的关系

    曹操用人重才能，唯才是举，明确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方针，以破除汉末尚名背实，朋党交结的弊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片面化的倾向，以为曹操推行“唯才是举”是专用来排斥大族名士的，曹操与大族似乎水火不容。这是简单化的不正确的看法。

    东汉之世，世家大族一直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享有各种特权。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各地区的大姓豪杰之士成为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割据者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起用其士人代表，否则其割据便难以成功。这样，曹操也必须注意招揽大姓名士，以免重演杀一边让而举郡皆反的悲剧。因此，他虽力行“唯才是举”，但“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２３］。依我之见，曹操与世族名士的关系总的说来是以合作为主，这不是故意曲为之解，只要我们将当时其他割据者与大姓名士的关系略作考释，便会明白这一点。如袁绍虽为大姓子弟，但割据河北“征北海郑玄而不礼”，又“逼玄随军”南征，还责命曹操杀杨彪、梁绍和孔融，［２４］至于诛杀田丰等人更是有目共睹。公孙瓒据幽州，“多所残害”；“杀害州府，衣冠善士殆尽”；［２５］“缵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２６］。公孙度据有辽东，对郡中大姓“皆以法诛，所夷灭者百余家，郡中震栗”，甚至掘冢焚尸，以泄其恨。［２７］陶谦任徐州刺史，“背道任情”，赵昱等“徐方名士”，或以“忠直见疏”，或以谏争“拘执”，“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２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２９］，所谓“英豪”，即指江南名士。据田余庆先生考证，孙氏兄弟先后诛杀了许贡、盛宪、周昂、周昕、周颙、王晟、沈友、高岱等。［３０］如再追述孙坚攻杀王容、孙策害陆康的史实，可以说孙氏父子双手沾满了世族名士的鲜血。

    与上述人物相比，曹操有过类似的举动，如他先后杀害过边让、孔融、杨修等名士，但并没有像公孙瓒、公孙度、陶谦等人那样，始终以大族为敌，以斩尽杀绝为快，而是尽力招揽士人，争取他们的合作。曹操这样做，除了有汉献帝都许这一有利因素外，尚有二点因素。其一是他本人虽有阉宦家庭的背景，但他进入过太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士大夫阶层多有共识，并一再得到桥玄、何颙、许劭、李缵、王俊、袁绍等人的奖掖与好评。［３１］故唐长孺先生说：“（曹操）虽然出身宦官家庭，但早就挤入了名士行列”［３２］。这使得曹操能够与名士交结与沟通。而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荀彧的“居中持重”。他每每在关键时刻劝阻曹操，以免发生过激之举，如阻止曹操拘捕杨彪。更重要的是他从长远计，大量引荐名士进入曹操幕府，逐渐改造曹操政权的性质。曹操收罗人才，荀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荀彧的特殊身份与举荐之力，曹操绝不可能网罗那么多的大姓名士。关于这一点，《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载：

    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