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是令人缅怀的年号。之所以如此，那原因自然是因为唐太宗是世人称颂的明主，他善纳雅言，减少施政错误，创造了盛唐耀眼的辉煌。他的长孙皇后是贤德有智慧的女人，单是“帅内外命妇亲蚕”，就值得史书记上一笔。魏征几度谏劝唐太宗，唐太宗能够虚心接受，还赞叹“魏征一言，胜十万师”，难怪李卓吾在《史纲评要》中几度称颂其为“圣主”，差不多是赞不绝口了。李卓吾说:“史言魏征善谏，愚以为幸太宗耳。不然，使遇好谀之主，未必不转谏为谀也。”那意思是说，魏征知唐太宗非好谀之主而有进谏的勇气，换了昏君，也许就没有人所钦敬的魏征了，因此，“君天下者，不可不以太宗为法”。

　　不过，许多君主自以为英明，臣属也愿意拿这话去奉承他，尤其是真的智勇过人之主，往往觉得别人不如自己高明，即使有魏征在面前，也不能细辨其言之忠善，采纳与否，也就说不准了。有时一句话说得不对，逆了主子的意，惹来雷霆之怒，吃不了兜着走，甚至送掉老命，何苦来哉!

　　唐太宗的良臣，不止魏征一人而已。戴胄等人也是能够忠言进谏之臣。唐太宗深知为明主之道，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可得上通也。”有魏征这样的良臣经常如此“教育”皇帝，唐太宗真是想不做明君都难。

　　唐太宗固一世之雄主，自然不是没有脾气的滥好人，只不过没有将一时之怒化为灾难而已。《史纲评要》记述这样一件事:“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戴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唐太宗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按照戴胄的依法说，严格依现行法处理这件事，就只能处以流刑，不能判处死刑，那皇帝的敕令还有啥信用，皇帝金口玉言，定下来的事落实不了，当然干系不小。戴胄的反调，昭示守法与失信同来，守信与违法联姻，真是惹人生气，难怪唐太宗恼怒。

　　戴胄自有他的道理，戴胄这样回答唐太宗的斥责:“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既而知其不可，复断之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戴胄此番言论，将法律与敕令的效力大小分出等差，称法律的效力高于敕令，前者要全国上下共信共守，攸关国家诚信，后者不过是君主一时喜怒形成的，两者冲突，应当取法律而舍敕令。至于失信，兑现敕令，不过是小信;遵守法律，方为大信，忍下小忿而保全大信，才是正确的选择。戴胄的话，格局很大，确有道理，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

　　戴胄谈法律与诚信，让我想起汉代张释之的类似言论。当年张释之因犯跸案向汉文帝进言，当时汉文帝也在盛怒之中。前因是，廷尉张释之处理该案件，依法而断，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张释之对文帝说的话，意思与戴胄的相似:“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张释之提到法律是天子和天下民众要共同遵守的，如果法律有明确规定却不遵守，违反法律加重处罚，是法律失去对人民的信用，廷尉之职又是掌握天下公平的，如果法律被随意揉捏，民众就无所适从了。

　　戴胄与张释之关于法律信用之论如出一辙，都强调法律应取信于民。他们的看法，大有见地之处，就在于认识到，法律树立在民众中的信用，国家和政府才有了诚信。

　　呜呼!国家诚信是何等重要，法律被政府所遵守从而得到落实，真是国家诚信之所系。要是制定法律而不加以落实，甚至政府带头破坏法制，那就难免要让人感叹:古人的智慧真的是不遗传啊。

　　当代人，不妨读读古人书，汲取一点智慧。张建伟【原标题：戴胄的失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