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诗歌是中国文学遗产的瑰宝，影响之大，在当时就远达***。李白与杜甫当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白居易的名声并不亚于李白与杜甫。

    白居易的诗歌自有十分显著的特点，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非任何诗人所能比拟，超越了“诗言志，文载道”的范畴。举例言之，他对当时音乐、舞蹈的诗歌就数量既多，而且绘声绘影，弥补了史书留下的巨大空白。

    欣赏牡丹是唐代朝野都流行的时尚，诗人题咏牡丹更是蔚成风气，但绝大部分诗人都是集中在赞美牡丹的“国色天香”方面，佳句丽词，连篇累牍。在这方面，白居易也不例外，但是，他经常想得更多，看得更远，可以说没有模仿前人，更未落入俗套。兹举三方面论证之。

    李白与杜甫的友谊非同一般，由于李白有时狂放到了狂妄的程度，又经常遭人嫉忌，因此出现了“世人皆欲杀”的气氛，而杜甫依旧“吾意独怜才”。白居易与元稹的友谊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不仅在生活上能相互关怀，而且对政治、文学的看法也极其近似，所以当时就被认是同一流派的诗人，而有了“元白体”之说。

    白居易、元稹曾同时在朝为官多年，不仅彼此唱和，一起听歌、赏花、饮酒，也是常事。长安与洛阳都以种植牡丹、观赏牡丹为风流韵事，骚人墨客自然也写了大量关于观赏牡丹的诗。

    必须说明的是，当时既无公园或植物园一类设施，御花园或宰相府等又不对外开放。幸而佛教的寺院极多，颇具规模的，也就在花木方面设法吸引文人、富豪或闺秀。“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写的是常熟虞山的破山寺，长安、洛阳的寺院则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有一种习性，喜爱与良友或亲人共赏良辰美景的兴趣，如果良友或亲人不在身边，会因此感到万分遗憾。一般人遗憾在心而已，而诗人则在触景生情之余，非把这种遗憾表达出来不可。

    在长安、在洛阳，我们说“冠盖满京华”，确实如此。但是另一方面，官场又如棋局，瞬息万变。往往声势显赫的高官顷刻之间成了阶下囚。因此，白居易、元稹共同观赏牡丹之诗尚未发现。元稹曾贬往荆州，白居易曾贬往江州（九江），有时互通音讯都困难，甚至生死存亡两不知。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白居易写了《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

    前年题名处，今日看花来。

    一作芸香吏，三见牡丹开。

    岂独花堪惜，方知老闇催。

    何况寻花伴，东都去未迴。

    讵知红芳侧，春尽思悠哉。

    这是白居易第三次来西明寺观赏牡丹花，像这样的赏心乐事，最理想的伙伴当然是元稹。但是，元稹身任监察御史，奉命去四川彻查任敬仲等贪官，他雷厉风行，把贪官的罪状查得一清二楚，反而引起众官员的恐惧，受到了中伤。回长安之际，夫人病逝。皇帝李纯不仅没有对他嘉奖，反而下令“分务东台”，把元稹赶出长安，派往洛阳去了。洛阳原来地方上的势力十分嚣张，使元稹陷于困境。

    就这样，白居易心情十分沉重地单独来西明寺观赏牡丹，知元稹不仅没有能随同前来，“东都去未迴”，吉凶难卜。赏心不成，反而伤心，何乐之有呢？

    随后，白居易在第二年又有一首《重题西明寺牡丹》：

    往年君向东都去，曾叹花时君未回。

    今年况作江陵别，惆怅花前又独来。

    只愁离别长如此，不道明年花不开。

    原来元稹在东都洛阳千方百计婉拒了贪官的拉拢收买，尽可能做了些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已经很不容易了。返回长安之际，再一次遭到权贵、宦官们的打击。不仅没有受到皇帝李纯的嘉奖，反而贬官为江陵士曹参军，江陵离长安相当远，级别则士曹参军远低于监察御史。元稹当然不能违抗圣旨，仓促就道南下赴任所。

    白居易再一次未能与元稹共赏西明寺牡丹，但是他要重温从前共赏牡丹的旧梦，还是单独一个人来到了西明寺。结果自然无法愉快，只有挥之不去的惆怅。

    白居易绝大部分的诗都通畅流利，明白如日常语言。所想所感，跃然纸上。但这两首题咏西明寺牡丹的诗却一反常态，除了怀念元稹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内容了。

    一笔未提牡丹的国色天香，也未写到西明寺观花者的高车驷马，或鬟光钗影，似乎有些无病呻吟。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他为元稹的遭遇、朝政腐败怒不可遏。只是勉强克制自己，隐忍未发罢了。这种隐忍毕竟是有限度的，早在元稹赴洛阳之时，白居易情不自禁，竟写了一首《别元九后咏所怀》：“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人一去，坐觉长安空。”此诗被认为心目中竟都没有皇上，更能说明他未能与元稹同赏牡丹的失落感，但遗留下无穷后患，为白居易和元稹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