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云：赵元昊（党项的这一地方组织，李唐赐姓李，赵宋赐姓赵）反，以兵围延州（三川口之战）。（韩琦）又为陕西安抚使，驰往抚边。至，则贼引去矣……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公以枢密直学士副之……顷之……又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公在边久，积养士气，日益振；又欲用策，取横山（在今陕西榆林）以复河南（黄河南）故地。会元昊求称臣（1042年，元昊求和），而未遂。公与范仲淹素善，天下称“韩范”。仁宗亦知此二人者，遂同除枢密副使（韩琦35岁担当国家军委副主席，步入宰相之列），而相与复陈其策上前（向皇帝进言挺兵横山，灭掉元昊），元昊已臣矣（1044年，宋夏签订“庆历和议”，有了近50年和平）。其谋，卒不得用。

　　元昊叛乱，让仁宗看清了帝国的弊端。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等同为谏官。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有了“庆历新政”。

　　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相继被贬出“庙堂”，改革废止。

　　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似乎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

　　韩、范的“朋党”之议，也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

　　改革失败的真实原因，是皇帝不想改了。倘若皇帝要改，似乎是谁也阻挠不了的。

　　皇帝为什么终止自己提倡的改革？

　　皇帝提倡改革，时值元昊叛乱，宋室急需富国强兵。

　　皇帝终止改革，时值宋夏“庆历和议”已签，也许赵宋急需的不再是富国强兵，“庆历新政”就要叫停。 

　　改与不改，似乎都是皇家的事儿。

　　但问“庆历新政”是否彻底失败？

　　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韩琦、富弼、欧阳修、蔡襄等，重又回到了“庙堂”。

　　韩琦还成了“定策元勋”。

　　“庆历新政”的中心思想是淘汰不称职的官员。

　　韩琦等，只是暂时离开了一下，并没有被仁宗淘汰。

　　在韩琦等的主导下，“新政”经过调整，还在锲而不舍地运行着……

　　不然，范仲淹岂能谥曰“文正”。

　　不然，大宋岂能迎来一个中国历史上堪称文明、昌盛、富足、传奇的时代——“仁宗盛世”。【原标题：“韩琦与昼锦堂”系列之3 定策元勋，神宗御书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