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碑传琬琰集》（宋·杜大珪编）搜尽名臣碑传，其中臣下赢得北宋皇帝为其御撰神道之碑者，只有两位。

　　神宗为韩琦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此其一；太宗为赵普御撰《赵中令公普神道碑》，此其一。

　　其他名臣碑传，都是当朝文臣奉皇帝之诏而撰：寇准《冦忠愍公准旌忠之碑》，孙抃撰；王旦《王文正公旦全德元老之碑》，欧阳修撰；富弼《富郑公弼显忠尚德之碑》，苏轼撰；司马光《司马文正公光忠清粹德之碑》，苏轼撰……

　　作为“两朝（英宗、神宗）顾命定策元勋”，韩琦走上大宋政治中心，却在仁宗一朝。

　　担当左司谏，他干的第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就是逼迫仁宗在一天之内罢免了四位宰相（“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被他赶下了台）。

　　《宋史·韩琦传》云——

　　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罕有建明。琦连疏其过，四人同日罢。又请停内降（皇太后降诏），抑侥幸（抑制有人通过皇太后获取官职）。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王曾为相：谓之曰：“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岂能有补于皇帝的失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就是个孤零零的“四人同日罢”事件？

　　不是！

　　“四人同日罢”事件，也是大宋就此走向“仁宗盛世”的起点——

　　最让人神往的“言者无罪”制度于此构建完毕。之后，包拯等，将盛装登场……

　　最让人服膺的文臣集团将就此蓬勃而出，一如井喷。之后，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乃至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相继走向大宋的政治、文化中心……

　　最让人乐道的变法之门就此开启，成了有宋一代的主旋律。之后，“罕有建明”，就是平庸做官，也是一种罪……

　　只是为了回答韩琦的一个天问：“陛下（仁宗）……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业坐付庸臣，恣（放纵）其隳坏乎？”

　　“仁宗盛世”，大幕已启。

　　变法之辩，聚讼不息，但总在摸着石头过河。

　　这一年（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韩琦29岁。

　　B

　　走向“庆历新政”

　　29岁的韩琦刚刚赶走了四位平庸的宰相，李元昊就完成了自家的“野心积累”，不再对宋称臣。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西夏）。

　　大宋上下震怒。

　　大宋先打“贸易战”：关闭榷市。

　　西夏地处中国西北，只能以盐、羊、马等从大宋那儿交换来谷物、丝绸、茶叶等。互市交易对西夏而言，一如“婴儿之望乳”；对大宋而言，近乎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战争，成了解决政治分歧的最后的手段。

　　1039年，元昊侵犯宋境；狄青一战成名，元昊被打了个稀巴烂。

　　1040年，元昊再犯宋境；三川口之战，宋军遭遇伏击，损兵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