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李霞生也没有放下画笔。图为晚年李霞生在作画。 翻拍资料图片

    引子

    李霞生的命运很奇特，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他很多次身陷绝境，却总能解厄脱困，甚至有时命悬一线，也能逃过劫难，最终以92岁高龄善终。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李霞生命运多舛，他先后四次入狱。新中国成立前，新乡伪政权、日本宪兵队、国民党特务都抓过他；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莫名其妙地投进监狱，出狱后被管制20余年。

    “我也说不清这都是为啥，但似乎我也不该死，有难总有神仙救。”李霞生曾以他特有的黑色幽默，对好友郭文煊之子郭刚庆说：“你问我凭啥信念活过来的？我就一个信念：把我恨的人都熬死。”

    “李霞生开朗得很，啥都不在乎，好说玩笑话。”李霞生的忘年交冯广滨说：“他一辈子不顺，不开朗早气死了。”

    对于李霞生来说，那些压抑无比的生活无疑是难以忍受的。他本来就是个率性的人，在北京学画，周围师友又多是率性的人，自然养成自由不羁的脾性，被人拿绳子束着的日子，于他必定更加痛苦；那些学画的日子，他有着清晰无比的记忆，直到80多岁，他仍记得许许多多细节。在那些苦闷的日子，想必他曾在心中回味过无数次，令有关画画的一切，成为他那段沙漠般岁月中生机盎然的绿洲。

    顽强挺过种种灾难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霞生突然“火”了起来。蓦然回首，人们发现这位命硬的老人，为新乡存留了一些传统文化的“老根儿”，这位乡下老农被请出来办各种培训班，“成为上宾，谁去找他都特尊敬”。

    无意之中，李霞生经历了传统文化衰落和再兴的轮回。如美术史家林木所言：“五十年代之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部分——例如占据明清画坛主流的‘文人画’、‘南北宗观念’、‘逸品’观念、道禅观念、佛学心学等宗教观念，一下子全成为‘封建文化’，‘地主阶级文化’、‘唯心主义’而变成为‘反动’或至少‘落后’的东西，一度在全盘西化风强烈压迫下顽强崛起的蓬蓬勃勃的国学复兴运动突然中断，一度以西欧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再度以东欧苏联文化的又一模式卷土重来，民族文化的灾难重新开始，而至六十至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达到‘史无前例’的自虐自残自毁灾难之顶点。”

    “文化大革命”后，万物复苏，“李霞生在被社会关注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0年。”中原工学院图书馆馆长张怀涛说：“他的一生有了晚霞灿烂的一抹。”

    抗战两度入狱侥幸脱逃

    采访潘长顺颇有一些波折。潘先生是新乡知名文史工作者，曾长期在新乡政协编写文史资料，与李霞生交往颇密切，因此掌握了他最为详细的生平资料。我到新乡采访时，没能见到潘长顺先生，后来辗转联系上身在郑州的他，在经八路某茶社里长谈一下午，收获颇丰。

    据潘长顺介绍，1934年，李霞生祖母病故，他回乡奔丧。事毕，本欲仍回北平，被同学和老师们挽留下来，先后在静泉中学和沁阳省立13中任教，培养出不少学生，如后来闻名台湾的画家韩清濓、闻名广东的诗人李士非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沁阳13中奉命迁往郏县。1938年初，李霞生在家过完春节，前往郏县，走到郑州时，传来新乡被日寇占领的消息。他牵挂家人，再也无心前往郏县教书，决意返回家乡。此时，郑州铁路桥已被炸毁，他绕道巩义，北渡黄河，辗转回到新乡。

    新乡县城沦陷后，民众惊慌害怕，李霞生奔走各村，号召大家组织联庄会，互通消息，保护家乡。不久，他堂兄李毅之与杨鹤亭等也从太行山回家，在村里组织八路军平汉路游击支队，开展抗日活动，李霞生积极参与，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后，这支游击队撤往山区，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李霞生奉命留下来做地下工作，任务是收集情报，组织群众破坏日伪交通，他的家成为游击队的联络站。

    李霞生天生胆大，但也是书生性情，做的又是秘密工作，缺少真刀真枪的历练，打仗并不擅长。他阴差阳错活捉汉奸孙荫寿的故事，后来被当做趣闻在新乡流传。当时李毅之传来消息，说修武县大汉奸孙荫寿在新乡某村走亲戚，让李霞生与游击队员郭明堂前往捉拿。两人赶到地方，商定由郭明堂进屋捉拿，李霞生在外守候。谁知孙荫寿颇会几下拳脚，将郭明堂打倒后飞奔出来，欲翻墙逃跑。李霞生一个箭步冲过去，用手枪顶住孙荫寿的腰：“别动，动就打死你！”两人将孙荫寿押回来后，李霞生才发现手枪竟然没有上膛，根本打不响。

    李霞生的工作很隐蔽，没有被敌伪察觉。因为他在北平上过学，在地方上又有名望，伪新乡县长郭培基先后请他出任教育局长、七里营小学校长，都被他拒绝。郭培基被驳了面子，一怒之下将他抓进监狱。被关一年后，李霞生才找到机会逃了出来。后来郭培基再次抓到李霞生，将他送进了日本宪兵队。

    在日本宪兵队，李霞生被严刑拷打，“他们用木棍劈头盖脸地打，最狠的招儿是捏蛋，让人痛不欲生。”李霞生后来回忆说，他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日本人没有啥凭据，就把他关了起来。

    宪兵队门口，有个摆烟摊的龚老头，认识李霞生，他与常来买烟的宪兵队翻译官熟悉，听说李霞生的事，就求那翻译官帮忙放了李霞生。日寇对伪政权送来的人，本来就没多大兴趣，翻译官从中说情，李霞生得以死里逃生。

    命乖运蹇再遭牢狱之灾

    抗战胜利后，李霞生在新乡县城遇到办接收的郭文煊，与他一起接收河朔中学，从此在该校任教。郭文煊是他在北平读书时结识的朋友，那时候新乡在北平读书的人不多，大家都相识，如李毅之、张丕振、郭文煊、杨鹤亭、王黎夫等，结成了一个朋友圈子，彼此间有深远的影响。在河朔中学教书期间，李霞生仍暗中与李毅之联系，为他传递情报。解放战争期间，八路军曾逼近新乡，国民党特务将同在河朔中学的李霞生和杨鹤亭逮捕，装进麻袋要扔到卫河。恰在这时，攻城的炮声停了，八路军撤走，李霞生等人因此没有被扔进卫河，又被关了起来。此后，经郭文煊等人营救，他们得以出狱。

    此时，八路军新乡专署和市政府已进驻小冀镇，李毅之出任新乡市长，通知李霞生等前去。随后新乡解放，他奉命接收县立中学，将其改名为平原省立新乡师范学校（即今新乡学院），先后出任总务主任、副主任。

    1950年寒假，李霞生回家过年，突然被新乡县政府逮捕，没有审讯，就被判五年徒刑。这是最匪夷所思的一次入狱，“究竟犯了什么法，我也不知道”，李霞生说。后来他才知道大概情形：抗战时，他与一位堂侄曾被日本人追捕，两人分道逃跑，他幸运逃脱，那位侄子却从此没了音讯，堂兄家人为此耿耿于怀，积怨甚深；他父亲为了宅基地与人发生纠纷，招致怨恨，这些事情加在一起，村里有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