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赞成出兵，听了之后便委婉地说：“如果议和成功，倒是比用兵强；如果议和失败，那早晚还得兵戎相见。”虽然高宗表面上同意陈与义的观点，但实际上，他宁愿只拥有半个中国，生怕动兵会影响两国“邦交”，让他连这么一个窝囊皇帝都当不成。

　　陈与义呀陈与义，皇帝让你当的是“内相”，你越俎代庖插手外交事务，高宗能听你的吗？可惜陈与义一片爱国热忱，哪里容许国破家残。他见高宗无意北伐，心灰意冷，以病乞退，到湖州做了一个知府。

　　此时，备尝艰辛的陈与义对国家和社会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将他心中的爱国热情激发出来。然而，“臣少忧国今成翁，欲起荷戟伤疲癃”（《雷雨行》），投笔从戎的壮怀，毕竟难有条件和机缘见诸行动，他只有把关怀国运的一腔热诚，倾注于颂扬卫国、批判怯敌的诗篇之中。

　　避难还朝、侨居浙东期间，诗风大变的陈与义仍不辍吟唱。客居异乡，也让远离洛阳１０余年的他不尽感伤。“洛阳城里又东风，未必桃花得似旧时红”（《虞美人》）；“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遥想年少时在洛阳城与友朋煮酒论事，如今却归乡无路，美好的回忆透着悲怆，浸着凄楚。

　　再看他咏物怀乡的名篇《牡丹》：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

　　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只可惜，就像陆游带着“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离开人世那样，陈与义也没能在有生之年再度看到家乡的牡丹。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陈与义病逝于湖州乌墩僧舍，时年４９岁。

　　陈与义的人生就此画上了句号，文学史上的一场争论却开始了。

　　四

　　陈与义到底是不是江西诗派的成员，成了宋代文学史上争议最大的公案之一。

　　江西诗派是指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该派诗人以江西人居多，以杜甫为学习榜样，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宋徽宗时，江西派诗人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２５人，其中没有陈与义的名字。但从南宋末期起，一些文学理论家都把陈与义划入江西诗派。到了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里，陈与义更是与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一起，分列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

　　一时争论四起，“战火”一直延续到近代：纪昀等清代学者支持陈与义入“赣籍”，而钱钟书先生等人则持反对态度。目前，大多数文学史中还是将陈与义归在江西诗派门下。一些讨巧的文学史家干脆不做辨析，只是抓住他革新“江西诗风”这一点，含混地称他为“江西诗派的改革者”。

　　其实，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两宋之交，陈与义算得上最杰出的诗人（钱钟书语）。他虽学杜甫、苏轼、黄庭坚、陈师道诸家，但不拘泥于前人，锐意拓展，形成独有的艺术风格。《宋书·本传》说他的诗词“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之间”，单纯地把他归为山水诗人，实在有失公允。

　　更为可贵的是，深重的民族灾难和多舛的人生境遇，让陈与义胸中的爱国热情喷薄而出。这种热情与他的才气凝结在一起，形成了雄浑、沉郁的“简斋体”。在他去世后，朱熹的叔父朱槔就用“简斋韵”命名自己的感慨时愤之作。而南宋两大爱国文豪则是站在他的肩头上，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翻开陆放翁的《剑南诗稿》，你可以体会出陈与义“不嫌屋漏无干处，正喜群龙洗甲兵”（《观雨》）的壮志雄心；遍览辛幼安的《稼轩词》，你还可感受到陈与义“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临江仙》）的豪迈气概。

　　这位生于洛阳的热血男儿，用自己极富时代感的诗章，为后来的忠臣志士照亮了御敌卫国的漫漫长路……本报记者 李 喆【原标题：宋代名人大观 陈与义：壮歌一曲伴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