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的小说里有一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迷惑了很多的人，有的人根据这句话来肯定金先生的小说。

    初看起来，这话振振有词，很漂亮，很受用，细细想来，受众受了金先生的骗，因为这句话经不起推敲和检验。是一句带有口号性质的空洞的话。

    什么是侠？《辞源》里说：“旧时指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人”；“侠士——仗义的人。”《词海》里也有类似的解释。

    这说明，侠的活动空间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侠活动的社会环境比较原始、比较落后。政治管理松弛，法制出现真空地带，盗贼多有，社风败坏，这些情况给侠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简述了游侠产生的历史，记载了不少侠客，特别对西汉时郭解这个侠客作了详尽的记述。郭解可谓是个大侠，在当时震动了朝廷。他小时候残忍狠毒，心中愤慨不快时即杀人，且杀的人很多；他还藏匿亡命徒和盗窃抢劫犯，私铸钱币，盗挖坟墓。他的不法活动数也数不清，但每次都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

    后来，郭解或许考虑到自己的生存，采取了掩护自己的一些手段，用恩惠报答怨恨自己的人，但其内心仍然残忍狠毒，为小事突然怨怒行凶的事依然如故。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常常为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势力，同别人喝酒，人家不能再喝了，他却强行灌酒。那人发怒，拔刀剌死了他就逃跑了。郭解姐姐发怒说道：“我弟弟那么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凶手却捉不到。”于是她把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知凶手的去处。凶手不得已自动回来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了他本来应该，是我姐姐的孩子无理。”于是放走了那个凶手，把罪责归于姐姐的儿子，并收尸埋葬了他。一帮侠客都称赞郭解的道义行为，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人们大都躲避他，只有一个人傲慢地看他。门客中有人要杀那个人，郭解说：“居住在乡里之中，竟至于不被人尊敬，这是我自己道德修养得还不够，他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就暗中嘱托尉史说：“这个人是我最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加以免除。”以后每到服役时，有好多次，县中官吏都没找这位对郭解不礼貌的人。他感到奇怪，问其中的原因，原来是郭解使人免除了他的差役。于是，他就袒露身体，去找郭解谢罪。少年们听到这消息，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洛阳人有相互结仇的，城中有数以十计的贤人豪杰从中调解，两方面始终不听劝解。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郭解晚上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仇家出于对郭解的尊重，违心地听从了劝告，准备和好。郭解就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你们多半不肯接受。如今你们幸而听从了我的劝告，郭解怎能从别的县跑来侵夺人家城中贤豪大夫们的调解权呢？”于是郭解当夜离去，不让人知道，说：“暂时不要听我的调解，待我离开后，让洛阳豪杰从中调解，你们就听他们的。”

    因此大家都特别尊重他，争着为他效力。城中少年及附近县城的贤人豪杰，半夜上门拜访郭解的常常有十多辆车子，请求把郭解家的门客接回自家供养。

    待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贫，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徙标准，但迁移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因而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移。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是皇上说：“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是一个姓杨的县官提名迁徙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了这个县官的头。

    郭解迁移到关中，关中的贤人豪杰都争着与郭解结为好朋友。郭解后来又杀死了那位杨县官的父亲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崇拜郭解的人又把告状的在宫门下给杀了。皇上听到这消息，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郭解逃跑，东躲西藏，过了很久，官府才捕到郭解，并彻底深究他的犯法罪行。一次，轵县有个儒生陪同前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闲坐，郭解门客称赞郭解，他说：“郭解专爱做奸邪犯法的事，怎能说他是贤人呢？”郭解门客听到这话，就杀了这个儒生，割下他的舌头。官吏以此责问郭解，令他交出凶手，而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杀人的人始终没查出来，不知道是谁。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极其家族。

    从郭解这个著名的侠客里看到：第一，仗义实际上是个人主义的任性，是无理性的行为；第二，某些仗义行为，已严重违背当时法律；第三，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跟着效仿，打着仗义的旗号，结党一方，称王称霸，借义行恶，为害乡里，影响社会治安；第四，人们畏惧郭解的势力胜于畏惧国家，连卫青这样历史赫赫有名的将军都为其说情。

    司马迁尽管对不同类型的侠作了辩证分析，主要肯定他们讲求信义，有打抱不平的精神。但也指出侠“不轨于正义”。从郭解这个典型例子里也看到侠带来的社会危害性。正如韩非子所说：“侠以武犯禁（即藐视国家法律）”。班固在《汉书，游侠传》里则对侠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扼腕而游侠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侠被班固视为“罪已不容于诛。”

    即使在封建社会，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秩序井然的时期几乎是看不到侠的影子的，人民不希望看到侠活跃在社会群体之中，国家不希望看到本该自己做的事情而让侠来取代。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管理加强，法制健全，文明提升，侠的行为频率会愈来愈低。见义勇为固然需要，但不是一种“游侠”的专门职业。

    金先生可能说，你那是讲的一般的侠，我说的是“大侠。”“大侠”和一般的“侠”是有区别的。真是这样吗？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显然是指国家存亡危的时候侠为拯救国家人民所起的作用，因为太平盛世不需要侠，也没有侠出现。

    历史上，在国家危难时，能为国为民的大侠寥若星辰。荆柯刺秦王是一个很典型的故事。他去刺秦王，不能说不是为了燕国和燕国的人民。结果呢？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这个行动本身是一种幻梦似的理想主义行动，超越了现实可能性。把侠的作用估计过高，历史使命超越了侠的承受能力。明明不可能的事，却偏偏要去冒险。荆柯也明知不行，所以才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哀叹。

    说近一点，就是中国晚清末年的义和团运动。这当中的侠士还少吗？他们也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他们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取得胜利了吗？最后只是给历史留下了一声长叹。

    这说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话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事实上是一个幻想或空想。其深层文化原因在于：金先生没有认识到：能拯救国家和人民的是那些能够扛起真理和道义大旗并能组织带领群众革命的勇士，称精英分子也行，称伟大人物也行。这些人有文化，有远见，有为国家、民族作牺牲的崇高精神。侠的人格形象和这样的人物相比，就太相形见绌了。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更需要符合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敢于弘扬民主精神的精英人物而不是什么侠士。“大侠”这个概念对当今社会来说，显得太落后和太不科学了。【原标题：侠之大者，为国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