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男人。她左脸上的隐约刀痕突然好美丽，“那是他们经过了磨难的真挚爱情纪念徽章呢。”这乡下人的写作立场和价值观固然让小说保持一种朴实的伦理美，但其公正性、深刻度是否因此而受到损害呢？作者在写到曼蔓姐一时跟定城里的小老板后情不自禁地补述一句，“当年的女知青为了招工，还不是也有和公社干部睡觉的？”这虽然是曾有过的事实，可毕竟是谁都不愿意揭开的城市女知识青年的陈年伤疤啊！作者此时毫不留情地揭开它，不但没有意义，反而有碍于小说思想的深化。刘春来还宜在写作立场和价值观选择上作些科学的调整。
  
    农民的生活空间变化后，接踵而来的是职业的变化，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变化，最终导致人的精神变化，意识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化，总之一句话，人性发生变化。没有表现进城的农民人性的变化，都不是城市化进程的完整再现。刘春来笔下的中国农民，在陌生的城市生存、发展，在融入城市这个新的生态圈时，自己在人格上也有所成熟，比如说，彭玉蓉最终皈依了佛门，娥姐也认同了佛教……，这一类描写，意向固然是深刻的，但是否合理，是否成立就值得商榷了。陈了滨历事太多，思虑太深，在人间蒸发，固然可信，但泼辣、精明、能干，欲望强烈的彭玉蓉，有时简直咄咄逼人，是人们眼中的凤姐儿，她在丈夫死后怎么会突然脱离红尘呢？《红楼梦》里也只有贾宝玉当了和尚，王熙凤最后活得很是悲苦的。娥姐原是为了生存的惬意而进城，她的精神的超凡脱俗也来由不足。刘春来注意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蜕变，是他的高明，但缺乏文化根底的人性蜕变，提醒其对新生活新人物的艺术把握能力尚需修炼，他笔下的城市化进程小说还有广阔的生长空间。
  
    他的《办事处》和《时运》，两个在城里立定脚跟的农村青年都有一个共同的神话般的奇遇，他们或者是那个特有钱的台湾老兵的骨血传人，或者是当年那个逃亡地主，现在的台湾老兵寻找半世的报恩对象。台湾老兵使进城农民成了经济暴发户，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处境。《办事处》里的四老倌一夜暴富，还月薪五千，乡长书记要进县城或者到龙鳞来攻关，得要他陪了去才有效果，儿子罗庚荣从此不再踩人力车，当上了威风凛凛的警察；《麻石街》“又是一个台湾老兵”，让新痞子当了深圳分公司的董事长助理，全权代理龙鳞市的业务，他的妻子金妹佗被正式任命为台资公司的财务总监。这种因外力介入导致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的结构技巧，曾使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司汤达的《红与黑》脍炙人口，也使今日刘春来的小说涌动着浪漫传奇色彩。不过，在刘春来的农村人进城的小说中，这样的结构总让人产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农民式的幻想，是否反而掩盖了生活本身的严酷与深邃呢？作者也许可以重新作些思考。（作者为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荣誉主席）作者:龙长吟【原标题：我市著名作家刘春来得到湖南文学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