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曹靖华老先生（1897・8・11――1987・9・8）诞辰110周年，也是先生逝世20周年。

　　曹老仙逝，可是我时刻感受到曹老的存在。他的一尊塑像耸立在我的案头上，一直用凝重的目光望着我。作为一名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我无时无刻不在聆听先生的教诲，感受先生的鞭策，得到先生的鼓励。

    一

　　曹靖华先生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想影响下，在鲁迅先生直接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青年革命文艺工作者。1921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将这位24岁的学子派往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新生国家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年底回国。1926年曹靖华参加北伐，曾随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工作。中国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曹靖华再次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东方语学院等学校任教，在那里工作了六年之久。

　　曹靖华先生是遵循鲁迅先生的教导以“别求新声于异邦”为己任，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为争取祖国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而踏上了文学翻译道路的。

　　1923年，他翻译的第一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问世，从那时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曹老翻译了四十余部文学作品，总数达三百万字。

　　曹靖华先生是介绍苏联文学的开山祖之一。和他同时代从事俄文翻译的还有瞿秋白（1899―1935）、耿济之（1898―1975）、蒋光慈（1901―1931）等人。曹靖华先生则是兢兢业业、默默地在翻译大地上辛勤耕耘时间最久、著作最丰的一位。

　　早期，曹先生也译过帝俄时代几位作家的作品，如契诃夫的剧本《求婚》、《蠢货》，屠格涅夫剧本《在贵族长家里的早餐》等。但作为一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一位曾在革命大潮里搏斗过的精通俄文的人，面对中国严酷的现实，他意识到革命文学的重要意义。曹靖华先生说过：他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并非为了做文学或是为了糊口”，“主要是受到伟大十月革命胜利的感召”。

　　1929年曹老在列宁格勒任教期间，接到鲁迅约他翻译《铁流》之信。他“不能不想到对于在黑暗中挣扎，在血泊中抗争的我国人民来说，这样的作品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鼓舞力量”。后来曹老又译了拉夫列尼约夫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聂维罗夫的中篇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基尔尚的剧本《粮食》等。

　　1933年，曹靖华先生完成了鲁迅先生的委托，搜集一些苏联名著插图之后，携妻子与女儿经海参崴回国。当时，我国正处在抵抗日寇侵略和国内战争的艰苦年代。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曹靖华先生更是着力于翻译苏联反法西斯德国的文学作品，如肖洛霍夫的《在顿河流域》、《死敌》，列昂诺夫的《侵略》，西蒙诺夫的《望穿秋水》，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费定的《城与年》，爱伦堡的《烟袋》，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盖达尔的《远方》、《第四座避弹室》（合译）等等，等等。他的译品无一不是改造旧社会、反对侵略的子弹和粮食。这些作品，译成汉文在我国出版后，曾在革命战争年代，起了鼓舞人民斗志和培养新人的积极作用。

　　曹靖华先生在抗战大后方除自己从事翻译外，还编辑过多部苏联文学作品丛书。

　　1940年，曹靖华先生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任职，主要负责编译苏联文学作品集。苏德战争爆发后，则经办苏联反法西斯的“文艺联从”，出版有《团的儿子》（卡达耶夫）、《人民是不朽的》（格罗斯曼）、《巴黎的陷落》（爱伦堡）等……

    二

　　曹靖华先生和苏联老一辈作家结成很深的友谊，是时代的召唤，是革命的需要，是世界文坛志同道合的感情的交融。

　　与曹靖华先生交往最深的老一辈作家中有绥拉菲莫维奇、拉夫列尼约夫和费定。

　　曹靖华当时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在中国革命史上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铁流》的作者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莫斯科近郊赤松林别墅和在他家中都接待过曹靖华。那时作者还不知道他的《铁流》在中国的影响。

　　革命老人林伯渠同志曾经说过：“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书的。”瞿秋白在写给鲁迅的一封信中（1931年12月5日）说:“《铁流》和《毁灭》的出版，应当认为是一切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胜利。”肖华将军也曾提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联文学已经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流传，后来伴随着工农红军跋涉了万水千山，伴随着红军战士们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尤其是《铁流》对参加长征的老战士们倍觉亲切。它以火焰般的革命热情，鼓舞着处在艰难险阻中的工农红军，使这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们，把自己的英雄行为，当做中国的“铁流”。

　　拉夫列尼约夫比曹靖华年长六岁，曹靖华把他看成是自己最爱的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33岁时完成的《第四十一》，问世后四年，32岁的曹靖华就把它译成汉文。这篇富有浪漫主义的、描写红军女战士与白卫军军官复杂的感情纠葛的小说，最后以正义战胜邪恶、以革命利益战胜私人感情而结束。

　　《第四十一》译本在我国出版后，影响广泛。曹老回忆当年的情况说过：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敌后革命根据地，用钢版油印形式，印在红包装纸上的除政治理论的小册子外，还有这本小说。曹老回忆说：“当时从包围圈中出来的同志，曾把这类油印本送了我几种，并对我说：‘敌后的战士们把枪、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成了三位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唯独枪和书。面对死亡或者冲出重围，或者与自己的生命同归一尽。’”又说：“《第四十一》教育读者，即使恋爱，也要服从革命利益，服从革命需要，服从伟大的革命斗争。”

　　费定是另一位与曹老有过深交的苏联作家。他称费定为“情逾手足”的同志。

　　1930年前后，曹靖华在列宁格勒读罢费定的长篇小说《城与年》时，说：“就好比铁遇到磁石似的，怎么也摆脱不了它的强度的吸引力。”过了十年，曹靖华才动手翻译这部小说，因为他认为“艺术价值愈高的作品，也愈难译，或竟至不能译”。

　　1933年鲁迅先生看到《城与年》的木刻插图，深为珍爱。他拟出《城与年之图》，希望这组版画作品“每幅图画之下，也题一两句，以飨读者”，就约请曹靖华写篇两千字左右的梗概。曹靖华超额完成任务，但书未及出版，鲁迅先生便逝世了。抗战后的1946年，曹靖华到上海，同许广平先生两人在鲁迅先生藏书中，整整翻了大半天，不但找到了《城与年》的插图精本，还有苏联木刻家全套手拓木刻原本而且精本中每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