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曹靖华教授（左一）与北大副校长江隆基（左二），俄文系教研室主任李毓珍（右一）在北大俄文楼专家办公室接待苏联专家西什金娜（左三）、卡普斯京（左四）、毕达可夫等。

    先师曹靖华是我国苏联文学翻译的前驱和俄苏文学学科的创建者。这二者虽然有联系，但前者比较容易为公众所熟知，因为有大量的翻译作品流传；而后者则有待于对学科史作系统的梳理方可彰显。今年是曹先生诞辰110周年，藉此机会尝试就此问题作简要评述。

　　一百多年来我国引进俄罗斯苏联文学的历程有过四次热潮，如果将俄苏文学学科的建设与这四次热潮联系起来，就能明显看出曹先生的贡献。

　　第一次热潮在1921-1927年，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重点是翻译俄罗斯进步文学。这也恰好是北京大学俄文学系成立的时期。该系在民国八年（1919年）蔡元培校长任内创立，曹靖华是系里的旁听生。这是我国高校第一次设立俄文系，开设课程五门：“文法、散文及会话、地理、俄国文学史、俄国历史”，其中文学只占一门，重点是学俄语。但该系后来停办，曹先生靠自己努力设法学了俄文，才得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担任苏联顾问团翻译，期间并译出契诃夫的文学作品。可以说这是曹先生的学术准备时期。

　　第二次热潮是1937年至1949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急需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以鼓舞国人的抗日斗志。曹先生此前已译出了《铁流》、《第四十一》，这时更成了主力，和戈宝权、茅盾等先生翻译了不少作品，收入其主编的《苏联文艺丛书》和《苏联抗战文艺连丛》。曹译包括有高尔基、肖洛霍夫、费定、爱伦堡、西蒙诺夫等人的作品，数量巨大。身后由女儿曹苏龄汇编出版的《曹靖华译著文集》有11卷，约350万字，其中译作占了8卷。他用译笔系统而多方面地介绍了反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泽东语）的苏联文学，意义重大。在社会进步层面上，传播了革命思想，对于正在从事变革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给起义了的奴隶们偷运军火”（鲁迅语），人们盛赞《铁流》一类苏联革命文艺已“成了激励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革命前辈林伯渠语）。在文学发展史层面上，许多现代文学作家，像丁玲、魏巍、刘白羽等都曾谈到苏联文学对自己创作道路的影响。曹先生从此以革命进步文化人闻名，被称为译界的旗帜。

　　然而，历史有时难免被遗忘。曹公子彭龄少将在父亲的纪念会上就此发出感慨：时隔半个多世纪，如今居然有人说曹译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彭龄少将说曹先生并非不知道有普希金、托尔斯泰这些古典文学大师，生前在同老作家姚雪垠闲聊时就回答过姚的问题：“俄国有那么多文学名著，你为什么只翻译苏联文学？”曹先生回答说：当时中国读者更需要的是苏联的革命文学，而且当年鲁迅和瞿秋白正是要他把这项工作“当作庄严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况且有谁不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统治下，翻译革命文学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岂可忘记历史，误解曹靖华？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曹靖华的名望已得到广泛的尊崇，记得燕园有一位前辈文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先后为其几个孩子分别命名：超鲁、超冰、超华。意欲他们长大之后学习鲁迅、冰心和曹靖华。全国解放后有条件开办俄文系时，就有不少大学争聘曹先生，到处都在呼唤曹靖华。

　　第三次热潮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引进苏联文学成了“浩荡的洪流”。据统计，1949-1985年我国翻译的俄苏作家超过5000人，其中多数是50、60年代翻译过来的。这个时候正好是曹先生创建北大俄文系的时期。过去的俄文系长期停办，1951年才恢复系级建制，所以这次算是复办，但并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全新的语言与文学并重，复办后的俄文系全称为“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属全国第一次尝试，其他院校都只称“俄语系”。

　　当时，与其他院校不同，北大负有培养文学翻译的任务。建系方针既定，第一要条就是筹组一流的师资队伍。凭曹先生识人的眼力和经验，加上作为名翻译家的个人魅力，此事很快奏效。学界一些旧交新友迅即投奔其麾下，形成一支以六大教授为基干的教师队伍，分别在文学史、文学名著选读、翻译、语法和俄语实践课担纲讲授。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50年代初刚解放，俄文人才奇缺，尤欠高水平者。李毓珍（翻译家余振）先生很快被发现，即刻奉调从西北入北京。他手执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的调令，本应该到中央编译局报到的。不巧的是他已先两天答应了曹老，因此只好去该局说明原委。当时，局长师哲听了不悦，向他：“是中央大，还是北京大学大？”李答：“这不能比，当然是中央大。我不过是已经答应了他们，不便更动。”遂前来北大担任副系主任，成为曹先生的副手。同样，诗人兼翻译家魏荒弩先生也是谢绝了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北方交大前身）的领导职务而来北大的。当年院方命他筹组新系而去延聘曹先生，反被曹说动而转来北大，就任俄罗斯文学教研室主任。此外，还有俄语语言教研室主任田宝齐教授、龚人放教授，大学俄文教研室主任王岷源教授，所有应聘前来的人都具有共同的俄罗斯语言文学“情结”，再加上一批苏联专家和俄语实践课教师，更使师资阵容强壮，俄文系从此走上正规化。

　　所谓正规化就是明确培养目标，规定学制和课程设置，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从1951年至1953年，这些工作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曹先生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加强俄语教学，突出文学方向。当时俄文系教学按照三个“基本”安排。一是基本理论，包括文艺学引论和语言学概论等外国文学研究必备的理论；二是基本技能即俄语学习，占用大量课时，而且从入学到毕业四年贯彻始终；三是基础知识，分两条线齐头并进。一条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不但有本系开的俄苏文学史，而且请别系教师来讲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做到中外文学兼备。另一条是文学选读。

　　文学课程设置的两条线，明白地显示了突出文学方向的指导思想。像《俄苏文学史》就细分为俄罗斯文学史（古典）和苏联文学史（现、当代）两门，《俄苏文学作品选读》也细分为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和苏联文学作品选读两门。两条线从二年级到四年级配合并进，用大量的课时坚持三年。此外，属于语言的课程，如翻译课、俄语词汇课和俄语语法课等，也是以俄国文学作品为课文，或者是选自文学作品的例句。经过这样系统讲授、长期多方面的熏陶，学生对文学的兴趣被培养得浓浓的，不但了解系统的俄国文学史知识，就是对古今俄苏重要作家的名字、作品的书名，直至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能熟记不误，倒背如流。

　　学生受到如此的基础训练，日后一辈子受用。从学习内容上看，早就把俄罗斯苏联文学史上下贯通了。尤其有曹先生亲自讲授苏联文学史和苏联文学作品选读，从高尔基、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文学，以至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文学，不但有史的系统，而且有他亲身与苏联作家交往的经历和故事，更能传达苏联新文学的面貌，这是国内其他高校所没有的优越条件。至于他选了《七色花》、《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党证》和盖达尔的作品等为俄文文选教材，则是比传统的古典文学读本选材更加开阔，范围更广，跨向了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也贴近当前现实的语言。这些做法，是国内俄文系之首创。首次开出贯通古今的俄苏文学史，则具有开创意义，使曹先生成为这个学科的开拓者。

　　从曹先生开始，北大俄文系的俄文作品选读课的教法已自成特色。其讲课过程一般有三遍。第一遍释义，弄通俄文词义及分析语法关系。第二遍逐句至通篇翻译，准确到让学生可以中俄文对照着读，避免想当然的意译。第三遍宣读自身有文采的“雅译”。因为老一代教授他们本身就是作家、诗人，译文自然能达雅。魏荒弩先生的译本《伊戈尔远征记》未出书时学生早已领读过了。它让学生们信服，原来译诗可以达到如此优美的程度。

　　待到80年代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人们仿佛为补足中断来往20年的缺失而特别奋力工作，即刻出现介绍俄苏文学的第四次热潮。这次的特点是翻译与研究并重。这时恰好是北大俄苏文学学科建设走向完善的时期。其表现之一是课程设置基本完备，从文学史到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甚至艺术史和民间文学史，从大作家的专题课（古典作家普希金、托尔斯泰到当代作家肖洛霍夫等近10人，每人设一门课）到当代文学概观，课程设置完备，授课教师齐全，相关著作已成系列。在这一时期，曹先生的学生辈起着较大的作用，大部分课程都是他的学生开设的。俄文系学生招生也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形成系统。特别重要的是，教育部提名曹先生主编的高校俄语专业通用教科书《俄苏文学史》三卷本也在此时出版，这是曹先生率老中青几代学者（熔铸了九所著名高校几十位同仁的劳绩）在我国首次实现了由中国人撰写，贯穿古今的俄国文学通史，已成为这门高校教学学科最终确立的标志。我想，一门学科成立应备的条件：有学者群体，出学术成果，以高校为基地（才能培养代代后人，薪火相传），至80年代曹先生卸下系主任时，这三方面条件都已具备。可以说他已实现了创建学科的宿愿。

　　概览我国引进俄罗斯苏联文学的四次热潮，恰好是曹靖华先生创建俄罗斯苏联文学学科从准备、实践、创立再到完备的时期。作者:李明滨【原标题：曹靖华与俄苏文学学科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