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印一部苏联名著汉译本经常遭到严重的迫害。鲁迅先生冒着危险，在窘迫的生活中，自己出资来印刷。他费尽心血，在“岩石似的重压下”，“委婉曲折地”使苏联文学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而曹靖华是鲁迅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和战友。

    三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苏联作家来到中国访问，几乎没有一个人没会见过曹老的：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卡达耶夫、考涅楚克、瓦西列夫斯卡娅、波列沃依、加林……

　　曹靖华译过瓦西列夫斯卡娅的长篇小说《虹》。《虹》讲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残酷现实，歌颂的是爱国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虹》的思想曾经培养出丁佑君这样的党的好女儿，面对叛乱的匪徒，为保全机密，受尽凌辱，视死如归。

　　波列沃依是1956年来中国访问的。他在自己的旅途日记里写道：“他早期翻译的《铁流》曾使鲁迅爱不释手。《铁流》也是最早译成汉文出版的十月革命文学作品之一。现在苏中两国文学之间已拓展了一条友谊的康庄大道，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位须发斑白、目光稚真的老人所踏出的第一条小路。”曹老在波列沃依心目中是介绍苏联文学作品的元老，是铺设中苏文学友谊之路的开拓者。

　　那一年，波列沃依几次见到曹老，总是把曹老视为长辈，十分恭敬。这使和他一起来华的著名特写作家加林产生了一定要专访曹老的念头。

　　加林访问是在曹老家中进行的，曹老很少在自己家中接待外宾。后来，加林写了很长一篇文章介绍鲁迅和曹靖华。那天，我在场，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没有想到这些照片在“文革”期间给曹老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认为那是曹老“里通外国”的铁证。曹老受尽污辱与谩骂。他珍藏的苏联老一辈作家绥拉菲莫维奇、阿・托尔斯泰、拉甫列尼约夫、费定、法捷耶夫、列昂诺夫等人写给他的信，以及他手记的与苏联汉学家往来心得的大事记全给抄走了。平反后曹老找到有关方面，希望能够查找到丢失的独一无二的材料，但珍贵的信件和史料却已无影无踪。

　　费定的《城与年》是曹老1946年译的最后一部苏联文学作品。那一年他近五十岁。从那以后，他把自己全部精力转向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北京大学新创办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主任，曹老从这时起把精力放在培养俄语人才，他的努力开拓了我国苏俄文学学科的荒芜莽原。

    四

　　曹靖华先生把翻译事业与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文学翻译看成是一门科学。为了能有效地从事这项斗争，必须掌握可靠的武器，而翻译的武器是文字。只有文字准确、顺畅、才能很好地完成翻译的艰巨任务。

　　曹靖华精通中俄两国文字，熟悉中俄两国的文化底蕴，深刻理解原著精神、时代背景、艺术风格、语言特色。正因为如此，他的译著直到今天仍然经得起时间考验。

　　我忘不了曹老有关文学翻译的教导。1977年早秋，我去看望曹老。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国庆前夕，他那天情绪很好，曹老兴致勃勃地谈到鲁迅，谈到翻译经验，谈到写作技巧。他说：“翻译界有些人不太注意汉文修养。应当用汉文多写点东西，锻炼自己。汉文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词汇要丰富。只有掌握了丰富的词汇，才能用之得当。可是有人常常使用‘代用品’。”我记得曹老当时脱口说了一个俄文词“суррoгат”（即“代用品”）。他说“用суррoгат译文学作品，作品就没有味道了，说明译者语文贫乏。”曹老接着说：“二是表达原文要细腻。”他思忖了一下，说：“文字是表达不尽人的感情的……但必须做到尽美尽善。”他以《长恨歌》为例，说：“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结尾运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说明白居易认为自己的文字还没有表达尽唐玄宗李隆基的全部丰富复杂的情感。”曹老说，有人告诉他：“翻译时每个字都查过字典，为什么还不行？”曹老回答是：“正因为每个字都按字典的解释翻译的，就不成其为文学作品了。”曹老又说：“字典只能告诉你一个基本意思，不是用在任何一地都合适。”他担心听者不明其意，就又举例说明：“北京的泥瓦匠很有手艺。他用破碎砖头可以垒起很高的墙壁，但它不牢靠，经不住长年的风雨……”

　　曹老认为自己从古典文学、从唐诗宋词中吸取过宝贵的营养。我曾听曹老背诵唐诗，听他赞美诗中的意境。曹老晚年写的许多散文，不说标题几乎都是诗章，文内蕴涵的诗情画意又是多么含蓄，清丽妩媚，感人至深。1980年，我为曹老画过一幅肖像，他在画像上题的也是两句诗：“粤江二月三月来，满山遍野奇花开。”

　　曹老性格刚烈，同时又柔和可亲，他待人忠厚诚恳，保持着朴素的生活。同时要求晚辈也要勤俭节约，努力学习。

　　曹老不能容忍工作不负责任的现象，对编辑工作也极端认真。记得有一次，他提到自己写的一篇散文，被责编改动了一个标点，为此十分恼火。曹老并不是不尊重编辑有改动别人的稿子的权利，而是要求慎重。曹老那篇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九四九年，春进了北京城。”编辑把逗号移到“春”字之后去了。这句话变成：“一九四九年春，进了北京城。”曹老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忿忿地说：“怎能这么改呢？！这么一改，主语到哪里去了？”曹老捶打着那本书。“我这句话中的‘春’是党的代名词，是党领导人民解放了北京，是党、是毛主席进入了北京城。如今一改，变成了季节――一九四九年春天，进了北京城。谁进了北京城？！谁！？难道是我曹某人？我进了北京城有什么意义？”曹老叹了一口气，实在不愿意讲下去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报刊约稿事。他沉默片刻说：“有求必应，于己于人，均无益。”曹老不是矫情的文人墨客，他主张写不出来时不要硬写。他还说过，写文章要有感受，要有生活，更得注意文笔。

　　曹老看不惯浪费行为。这是老一辈人特有的现象。能节省一定要节省，即使时代变了，也不应该大手大脚，挥霍浪费。

　　有一次，在体育馆路他的家中，他让我在一张画上代他嵌上印章。我怕印油不足，在印泥上多按了几次。曹老盯着我的动作，忍不住说：“够了，够了，别再浪费印泥了……”

　　我想起他讲过的一件事。有人看到他用废纸的背面给人回信，认为曹老过于吝啬，按他的身份该用信纸。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