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来什么时候成为了他自己
   
    自与文学打上交道起，刘春来力求摆脱“文坛迟到者”的身份，自觉吸收来自两方面的滋养。一是新时期文学主潮的滋养，二是周立波的滋养。早期的“铜鼓冲艺术系列”二十多篇，芥子须弥，已然能从中看到现代中国半个世纪直到今天历史演变的一方缩影，但“与新时期文学发展有着同步性，他的创作的局限和突破都覆盖在新时期农村题材创作的总体进程之中”； 《锈铁泛光》虽不是何士光《乡场上》的翻版，“尽管在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和心灵觉醒的必然性方面，弥补了《乡场上》的一些不足，但其主要思想和人物形象却没有脱离窠臼”。发表于1987年10月号的《湖南文学》的中篇小说《父亲》，是他在铜鼓冲世界之外进行深入开掘的一篇力作，用不肖子孙“我”的口吻叙述父亲的经历和命运，用审视的眼光对待父辈，其思路与早他一年发表于1986年第3期《人民文学》的莫言的《红高粱》基本接近。铜鼓冲玉阿婆那种“人生在世，就是做！死命地做，不顾一切地做”的生存哲学，那种近乎痴狂的恋土情结，那种永远趟不出铜鼓冲的文化心态，直指一种有意味的人生，虽然这种人生与民族文化的伟大与狭隘并生、稳固与保守相因、包容性与封闭性共存的深厚结构有着深刻的同构性，但并没有脱离当时流行的农民心理描写。显然，出道较慢的刘春来努力摆脱当时文学潮流中的“迟到者”身份，但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诚如周艾若所说，这时的刘春来，“如果说他艺术上具有难得的才气，还不能道出具有多大气象。”周立波是中国现当代的大师级作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湖南作家，基本上是周立波亲自培育和沈从文深刻影响的结果。作为家乡的后起之秀刘春来，更是满怀景仰，以无比虔诚的心向自己的家乡前辈学习，行走在周立波式的创作道路上。无论是编辑、评论家还是作家本人，都是以学周立波所达到的境界来衡量刘春来小说的成就。著名编辑家朱树诚在审读《时运》稿后给作者的信中说：“在愉快的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作者的前辈同乡周立波先生，想起他笔下的那些可爱的人物，“亭面糊”，秋丝瓜，邓秀梅……想起当年作者对这位前辈同乡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作者在创作道路上一直以这位前辈同乡为楷模，现在看来，或不达，亦可追也。”刘泽民说：“刘春来继承和发扬了周立波的艺术趣旨和创作传统，用小说的表达方式，叙述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和农民的生存命运，为我们观照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及其日常生活、心路历程，提供了一幅幅具有审美深度的艺术画卷。”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刘春来能不能成为刘春来自己，刘春来什么时候成为了刘春来自己？我反复研读了他的全部作品，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刘春来成熟了，刘春来成为了刘春来自己！而且，那是近十年间的事。近十年来，刘春来一直处于创作的高潮。他的长篇小说《水灾》、《办事处》、《时运》，中篇小说《我们在城里茁壮成长》，近100万字，联袂而出，影响日益广泛而深远。从《水灾》开始，他便在铜鼓冲的水竹林和资江边的麻石街徜徉。《办事处》描摹了两类边缘人：一类是处于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人，如刘达夫、彭玉蓉、何一修等；另一类是来自农村处于繁华城市的边缘人，如司机罗海军，小保姆娥姐、文玉均、夏小丽，混混小头目四铁匠等无根的漂泊者。这两类边缘人组成了龙鳞市当下城市生活的协奏曲。作者还借副省长之口直接谈到城市化进程问题。那位“副省长给祁专员上了一课，说好多人把我们党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意思理解不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并不是都来建国际化大都市，农村也和城里一样通电通公路，农民也和城里人一样有低保有医保，农民生活城市化，也是推进城市化进程。”《成长》写一对来自农村的男女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基本立定脚跟的故事。在《时运》和《成长》中，地区首府龙鳞市30年来的变化成为他注目的重心与焦点。文革后期，县革委会祁主任去省城，还只能坐当时唯一的一台小车——县医院的救护车；改革开放了，街上要通公共汽车了，县里一回就买了四部红汽车！四部汽车在那个时候算是很多很多了。随后只几年时间，船都机械化了。再后来，城区也快搬到对河去了，麻石街成了旧城区，对河新区才是真正的市区，千年的麻石街也在龙鳞市消失了。这些作品，在铜鼓冲挖一口深井后，抓住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个社会大变化，从农民和市民的双重视角书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初级进程，底层蜕变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最系统、最深入而睿智的表现。这不但标志着刘春来已从他的家乡前辈周立波的光影下走了出来，打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天地，而且在中国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他已经独占鳌头，占领了一块最富有写作前景的文学创作高地。套用一句流行语式：“刘春来是中国当下城市化进程初级阶段底层蜕变的第一写手”，亦不过誉。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或逊于蓝
  
    长篇小说《水灾》是刘春来小说由铜鼓冲农村变革转向城市化进程书写的一个过渡。因为写农民和市民共同抵御洪涝灾害，共同保卫村镇和社区的家园，因而对农民和市民的解析与表达都特别充分。《水灾》所书写的抗洪精神，浓缩了自然人的生存意识、共产党人的先锋意识，还涉及到数千年的宗法管理方式，是共产党领导和传统宗族力量同时发挥作用的真正的全民抗洪抢险。资阴全县六十五万人口，上堤四十七万人！洪峰来了，八千抗洪将士，半个小时集中起来，战斗打响！为防止关键时刻“炸群”，鸭婆洲四个村长一人手里提一根蔑片片，半寸厚，两寸宽，两尺多长。解放前防汛守垸子，当族长的就是这么一根蔑片片，唤作打懒棍。族里子弟堤上若不卖力气，当族长的一蔑片片抽下去，子弟们屁股上就一道血印子。解放后没有族长了，再守垸子打懒棍就退休了。这次抗洪开会，垸子里一些长者说大敌当前生死一搏，还是要把打懒棍请出来，要村长代表他们族里老人管好他们的子侄。龙鳞市琼池县绿湖镇的鸭婆洲，洲子只有一巴掌大，男女老少一共才五千七百一十九人，上堤防汛的就有四千多人。他们的雨具一律都是一只白晃晃的尿素袋子。他们手挽手挡在子堤前，让浪头打在自己的胸脯上，打在眼睛上，打在“龙鳞牌尿素”几个字上。他们用身子护住子堤的断头，用身体来承受浪涛的冲击，断头处堆成了两个巨大的人球。风浪中两头两堆人站在堤面上拉紧一根拳头粗的缆绳，一队精壮的小伙子一人灌半瓶烈酒，背靠绳子站成一排，就以那绳子为依托，挡在那五米来宽的缺口前面，用他们强壮的、被酒精烧红了的身体承受风浪。大量的人在这一队小伙子的身后抢填被冲开的子堤，他们喊着叫着，互助咒骂着，硬是用装了土的编织袋筑起了一道新的堤坝，拼尽全力堵住了缺口，抑制了洪水的势头，家园和土地到底得以保全。这样紧张激烈的巨大场面，这样涕荡一切动人心魄的气势，这样不顾生死的拼命三郎精神，在周立波的作品中是没有机会出现的。那为生存而激发起来的农民意识，农民的土地观念、家园观念、宗法观念、群体观念，得到了最高贵的凝聚，最完美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