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包容了数千年的历史内容，而且，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而是内化成了无数生命的无穷力量！它激起郭诗人以才情和生命写出人间最富有感召力的诗篇，也激起了读者心中不息的波澜。客观地说，《水灾》对农民和农民思想意识的认识与描写，是当年的周立波因为没有生活蓝本而无法达到的，它远远超越了周立波笔下土改合作化时期“土能生万物，地可纳千粮”的农民意识和土地观念的表述。凭着对农民如此深切的理解，刘春来才具有书写农民进城新趋向独具的优势和特别的资质。
  
    刘春来在风俗人情的描写上也超越了他的前辈同乡。出道不久刘春来这方面就表现出难得的写作潜力。《送灯》中写铜鼓冲那幅美妙绝伦的风景画就是杰出的一笔。“那炊烟袅袅婷婷地在各式各样高低不一的屋顶上颤抖，顽强执著地与山风抗争着升到高处，升高了，却又不急不忙慢慢地散开，淡化，造就天地间一个朦朦胧胧地好意境。那炊烟，分明又是各家主妇用以呼唤自己亲人的旗帜了。这旗帜一升上来，便可听见有娃娃鱼游动过的山溪旁，以及山溪两岸的水竹林里，有清脆的牛铃声响得一片叮当。紧接着，竹捎摇曳，看得见黄牛和水牛从林荫深处安详地踱将出来，它们口吐唾沫，摇头晃脑地大嚼竹叶，其神气，犹如旧日的绅士老爷一样福态。看牛的伢崽们呢，则一律都横坐在牛背上，背衬着满天的红霞”。这样的牧歌境界令人心仪。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以清新、柔美、秀丽的笔墨，描绘家乡农村的山光水色、耕作栽种、居所家具、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风土人情，把新的时代风貌与浓郁的乡土气息、质朴的民间美德、和乐的劳动场景揉为一体，绘制成一幅幅南国山乡诗情画意般的风俗图。山东的宋遂良称他的小说为“秀丽的楠竹”，湖南的蒋静称他的小说为“清新的茶子花”；茅盾则说得更明白：“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他是越来越洗练了，而且，在紧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小事，亦颇幽默可喜……勾勒人物，朴素遒劲，这些都是他的特点。作者好用方言，意在加浓地方色彩，但从《山乡巨变》的正续篇看来，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的描写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地方色彩，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赘了。”在新的世纪，刘春来继承了前辈的经验更有所发展。世异时移，社会生活丰富复杂了，现实主义的表达也更加开放而多样，人情风俗的描写有了更大的空间可以延伸。这个时候的刘春来，方言俗语的引用更为大胆而贴切，在人情、人性书写的基础上，大量引入世道人心的“社情”，风俗民情描写更具有厚重性。尽管是文革后期阶级斗争红火的年代，出现在他笔下的居然是一个经常捆人的民兵队长和一个经常被捆的下放知识分子马拐子，两人共坐在一个队屋的阶沿上推心置腹的闲聊。他俩“抽着烟，很友好地说起了捆人的种种方法以及各自的感受。好像这捆人和被人捆，都是人间生活不可或缺的日常内容，一点都不希奇古怪的。”末了，马拐子从屁股下面抽出那面铜锣，将铜锣放在膝盖上，再在铜锣上铺开一张已经签上了很多名字的公文纸，公事公办地对队长说：签字吧。队长读了武装部长的介绍信，再在上面很隆重地签上自已的大名，也不去监督游街，任凭马拐子就走了。“马拐子走的时候还很得意，说社会主义就是好，挨批斗也记工分，今天十分工又到手了” 。就在这下层人际关系中，生死对立的阶级斗争双方居然成了毫无芥蒂的异性兄弟，严肃的阶级斗争竟然化成了快乐的生活游戏！这就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农民的政治态度和为人方式。还有比这样的人性人情更美妙、更亲善的吗？当然，这是化严肃为幽默，化沉重为轻松；刘春来笔下更多的风俗人情描写隐藏了时代的痛苦和历史的悲凉。刘春来善于将这痛苦与悲凉制成永恒的历史雕塑。比如说第一次恢复高考时，翻译《曹刿论战》中的古文 “夫战，勇气也”，都误认为这是在讲夫妻打架：丈夫打妻子，都是一时的脾气。考地理出了一个大题目，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填出各个省的省名来，考生却巴黎、莫斯科、华盛顿、河内乱填一气。一个阅卷老师止不住愤怒地写下一道批语：我坚决反对出卖祖国，此卷呈北京国家公安部！一个老师教学生用关联词“不过”造句，在黑板上示范：“我牵牛到河那边去吃草，牛‘不过’河”。文化革命中，国人的文化贫困到何等程度啊！小说留下的这一系列叫人流泪的笑话，是当时的真实，越到今后越有认识价值。将这样的国情、社情、民情进入文学，比起他前辈的风俗文字，意义显然是深广得多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刘春来比他的同乡前辈高明，而是说，时代前进了，文学发展了，刘春来在文学前辈的指引下，与时俱进，因势而上，风俗人情描写的超越，是进步了的时代的馈赠，也是开放的现实主义超越革命现实主义的结果。
  
    当下信息社会，手机为载体的民间段子，实际上就是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或“准民间文学”。把它们引进小说之中，可增加小说的生活容量与思想容量。刘春来的小说适时地引进了这些东西。战争年代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第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二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三是密切联系群众。”可到了市场经济社会改换成了“第一是理论与实惠相结合，第二是表扬和自我表扬，第三是密切联系领导。”这就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以后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逆向变化。这样的民间文学进入小说，既活跃了当时的气氛，又增强了文学韵味，还蕴含着厚实的社会历史内容，超越周立波风俗人情文字所包含的人生与时代内容多矣 。
  
    因为时代的进步，刘春来适时地抓住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蜕变这块最富有写作前景的文学高地。作品告诉我们：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包括工业、商业、交通、科技、建筑、人居、文化等等方面的大规模现代化推进。刘春来主要关注城市化初期城市扩容、农民变市民等底层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是表象，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全方位转变，才是实质。农民成市民，是工业化的需要，城市建设的需要，也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农民的变化当然不只是身份的变化，职业的变化，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的变化，还是文化的千年转型，是农耕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的转化。这个转化何等广泛、深入、细腻而持久！它所表现出来的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历史变迁的广泛性与深刻性，都远远超过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带给农民的变化。聪明的、不声不响的刘春来挽着历史的手臂，乘着时代的东风，最先在现代城市化进程的高地上笔耕不辍。应当承认，刘春来笔下的这块文学天地比周立波东北元茂屯的土改，益阳桃花仑的合作化具有更为广大深厚的内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乃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从这样的角度和基点上来评说刘春来近十年间的小说创作的价值，就洞若观火了。
  
    但是，刘春来在一个最基本点上，远远逊于他的同乡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