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性，而城市交流的广泛又要求城市设施有一定的开放性，所以封闭性和开放性的融合是城市文化的新特点，城市里的家庭是私人生活空间，同时又是社会交际场所，家居的客厅面积大大地扩展，布置也相当讲究；公共场所的电影院，剧院，茶楼，酒吧，网吧都设有各种类型的包箱，使公共文化空间拥有相当的私人生活场景。集约化、产业化、科技化、消费化、刺激性，这是中西城市文化的共同点。但是，西方城市的城邦联盟制度历史悠久，一开始就实行契约管理；中国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则建立在广泛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实行伦理约束，两种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农耕文化的基本内容大致是，天人合一，笃信天命，顺应世事，亲近自然的世界观；循宗法（家法、族规），守本分，重亲情，信因果，恋土如命、重农轻商的农民意识；求温饱、惜物产、爱自由、亲自然、以耕作养殖为本，自给自足、恬静散淡的日常生活态度与方式；分真假、讲善恶、明是非的二元对立的直线思维特征。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文化冲突并不尖锐复杂，那么，中国城市当下灯红酒绿的刺激性强烈的城市生活与天人合一、散淡优雅的农耕文化存在着极大的不协调。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取代与文化融合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源泉。刘春来的城市化进程小说初步表现了分散与集中、散淡与竞争、伦理和欲望、亲情与利益、节约与消费等种种深层的文化对立。这些对立与差异，集中表现为现代工业文明与自然古韵的冲突，城市化对乡村原生态的摧残，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对抗时的无奈渺小。十五里麻石街是资江河浪水打出来的，是排古佬和驾船人建起来的，一直是老街坊们的骄傲。可现在呢，龙鳞市对河新区高楼林立，有了铁路有了火车站，乡村角落里都通汽车了，大码头反而败落了，十五里麻石街最大的企业轮船公司寿终正寝，排古佬和驾船人的子孙都一个个下岗了。麻石街上的老街坊因此而骂娘，埋怨农村来的有钱人居然到新城区买房落脚。曼蔓姐与四铁匠经过了毁容和牢狱之变，最终反而永不分离地走到了一起，农业文明的伦理之美战胜了现代城市物质化、欲望化的诱惑。这一切大大小小的人事变迁与细微的心理纠葛，体现了“人类文明现代变革”这个更加宏大而恒久的历史命题，很有历史的纵深度和艺术的立体感。
  
    刘春来近十年间的几部长篇和中篇，在叙说都市生存艰难的同时，几乎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农民为什么要走出山村往城市发展？刘春来朴素而真实地写到，农民进城 ，并非乡下人的日子不好过，相反，“现在乡下人的日子真好过呵，一年只要用两个月时间就可以种好田了，再用一个月时间过好年，剩下的九个月如果不出去找事做，就只有坐在屋里打牌，你赢我的钱我赢你的钱了。”农民为什么还要不计后果地拼命往城里挤呢？作者写道：村里有的老年人，一辈子连乡政府都没有去过。年轻人就不同了，每年年一过完，他们就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将几件换洗衣服胡乱塞在一个蛇皮袋子里，风风火火走四方。胆子大一些的跑深圳，跑海口，胆子小一些的跑龙鳞，跑县城。他们总是用完了盘缠就回来了。这是刘春来城市化进程的写作起点，他真正的深刻性在于：农民进城，力图改变自己的处境和身份，乃是自然人性的挣扎，是人性向上生成的必然，因此不可避免地既带有盲目性又带有命定性。“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只要是人，潜意识中都有一种追求文明的驱动力，因为任何人都是文化动物，内心都涌动着追求高贵、靠拢文明的要求。埃及现代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说：“我是两种文明的儿子……第一种是有七千年历史的法老文明；第二种是已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伊斯兰文明。”城市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城市化是人类文明方式的转变，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当代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乃是人类进入现代化轨道的必然途径，它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影响人类文明的因素有两个，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的现代进程，自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潮声，应和着农民进城务工的脚步声开始的。刘春来并没有从概念出发提供这一转变的艰难，他集中笔墨书写农村人在城里站稳脚跟的不容易和百折不回地追寻人类的现代文明。中篇小说《成长》全力书写这一历史的艰难过程和必然趋势。我和早年的同学、恋人金枝，先是靠着城里的春叔，后是利用自己的拼命劳作，用“墙缝银行”存钱，收集建筑废料、脚料搭房，苦扒硬撑，当所有的农村人都回农村以后，终于在菊山花园的烂尾楼里勉强安顿了下来。我与金枝的道路虽然充满艰辛，结局也一时难以确定，到底显现了进城青年农民命运的一丝曙光。
  
    城市化进程总是大浪淘沙，泥沙俱下。丑恶与伪善在泛道德政治的驱使下，加上无聊媒体的推波助澜，往往大行其道。他们用善良的假面，遮挡内心的黑暗，推行卑鄙的阴谋，达到害人利己的目的。七老板用美人计使对方掉落陷阱，屡屡得手；罗光明一边发大水财，一边送些盒饭、矿泉水出去，通过电视反复播放，沽名钓誉，全然不怕东窗事发。作为报人出身的刘春来在这方面的叙说有时虽不露声色却能鞭劈入里。凡此种种成就了刘春来小说的独特与深刻。他近十年间的小说，既不是纯粹的农村小说，也不是纯粹的打工小说或城市小说。他用农民的眼睛和市民的眼睛交替地打量着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变化，为城市化进程中初级阶段底层蜕变提供了精彩的实录与有益的启示。

   传统价值观、缺乏文化根底的人性蜕变和浪漫传奇
  
    农耕文化与城市文化最大的区别就是生存状态和价值观的区别。农村生活恬淡知足，城市生活刺激性强烈。当前现代城市生活中，以道德伦理为评判标准的价值体系正在坍塌，以欲望为正当价值内核的价值观正在蔓延；以伦理本位的家庭亲情正让位于以官本位为中心和以钱本位为终极的利益交换，市场化价值体系逐步建立；鼓励消费，刺激欲望，欲望的道德合理性连同以利功为最高准则的价值目标并行不悖。这样一来，对官、权、钱、色的相互交换关系欣赏多于批判，对底层市民势必缺乏关照与同情，城市化进程中文学的道德评判在逐步丧失，其道德底线如何确定，作家的价值观如何选择，便成为当今城市文学或城市化进程小说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
  
    八十年前，沈从文抱定“沅水边上的妓女也比城里的绅士纯洁”的乡村优越感，在城乡小说中施与的好恶与褒贬，总是明明白白地偏袒着乡下人。八十年后的刘春来也是这样，他毫不掩饰地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说： “就算你爸爸不是乡下人，你爷爷也是乡下人！所有的城市最开始都是乡下呢，乡下人是城里人的祖宗！”讲的当然是事实，当今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四百年前还是个小渔村呢！在《成长》中更直言不讳：“乡下人不是人，跑乡下的公共汽车也是城里公汽公司更新换代后淘汰下来的烂家伙，没有一个窗户是关得严实的。”由于作者的乡下人立场，所以他的价值观念纯然是农耕文化的价值观念。曼蔓姐与四铁匠原是乡村恋人，城里小老板老婆一死，曼蔓姐立马就贴上去了，可四铁匠不干，四铁匠一横一竖划了温柔两刀后就去坐牢，男子汉的大恨大爱最终感动了曼蔓姐，她主动踹了那个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