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它毕竟还在生存着，还在绽放着自己的生命，这便是它的意义所在。这种平静、自然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每一时代作家的“精神还乡”，它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较为理想的存在方式，却也更是一种抗争命运的精神。
　　
    其实，无望村的馆主、果园城的魁爷、还有胡凤梧们（《三个小人物》）等等“故乡”人物都是作者所憎恶的，但是，师陀从来不是以控诉的方式写他们，因为他的“大的同情心”始终流淌在他的意识中，那是给予整个人类的同情心，是一种阔大、深沉的宗教般的情怀，因此，你读师陀的作品，总有一丝神性的光辉从灰暗的人生场景中透露出来。他是在写他的故乡的小城，是在以一种悲愤的心情写“中国小城的代表”，但是，读他的作品，你又决不会局限于他的这一点说明，在本质上，师陀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他所看所想的是整个人类的悲剧命运，他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也在他的作品显示出他的价值取向，但是，在他的生命感受里，每一个生命的荒谬存在，死亡，虚无，无情的时光等等这些悲剧性命题更是他所关注的，这巨大的悲剧意识来源于师陀式的“故乡情感”和“故乡意识”。而在他的后期小说创作中，《马兰》和《结婚》，他的这种意识反而减弱了许多，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失去了师陀式的“同情心”，失去了他的微婉的讽刺，而变成一种仇恨和描述的快意。急于辨别是非，人物过于典型化，漫画化，“假令说，在《请愿正篇》中，作者是以如火如荼的热情来爱世界，爱人生，在《马兰》与《掠影记》中，作者却变得非常冰冷而且酷苛地憎恶他应当憎恶的人物了。”（金  丁：《论芦焚的＜谷＞》，《师陀研究资料》）这并不一件好的事情，无论是对于一个作家还是对于一个生活着的普通人而言。失去了“故乡意识”和“故乡情感”的观照，也最终失去他作品最本质的东西和最动人心弦的地方。这也是师陀的后期创作总体上大大逊于他的前期作品的原因之一。作者：梁鸿【原标题：论师陀作品的诗性思维――兼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诗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