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小说和鲁迅的“回乡”小说有更为相近的气息，一种哀伤，温暖的情感的潜流和冰冷的寒意同时袭击着主人公，他们叙述的视角既是“他者”化，同时又属于自我体验的，具有双重性，所有的批判和不满都是建立在那无法表达的爱和痛之上的。不管是蒋纯祖、马叔敖，还是鲁迅《故乡》中的“我”，他们都是在“回乡”中失望的一群，他们并没有在“故乡”找到精神上的归属感，从“离开－归去－离开”这一归乡模式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群现代知识分子无处可依的境地。他们面临的是“故乡”和“异乡”的双重失落，这决定了他们只能“在途中”，只能永远地行走，没有归宿。而这种荒谬感、孤独感、无归属感以及人与现实之间的疏离感，正是五四时期现代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面对同样“荒谬、孤独”的感受和在“异乡”的“伤感”，现代文学先驱者们在自己的文本中做了不同选择，从而也展现了作家内在不同的社会观、生命观和审美观。和师陀不同，废名和沈从文构筑了一个“故乡”的田园神话，它是古典美学中诗性特征的最高代表，从语言、修辞到作品中所展示的人性美、生命美和社会的和谐美几乎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这个田园诗般的“故乡”和“小城”――完美的“乌托邦”世界――是作者思考的终结点。在《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中，沈从文把他的所有理想、信念和生命的追求给了他的“湘西”，他在那里找到了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也描绘出最具古典色彩的“乌托邦”的中国乡村图景。“湘西”是他思考的终结点和最高的梦想，也是他思维的最大陷阱：他不能再往下设想了。实际上，追求陶渊明“桃花源”式的和谐、美满、朴素的生活方式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从另一角度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苦难和精神思索的集体无意识的长期沉淀。这种“逃避”带来的最大后果是它可能促使作家慢慢“退守”到那纯美、自然的“田园世界”，把对人性的、生命的美变成一种“把玩”和“自怜”。鲁迅正是从这一角度批判废名的小说，“在一九二五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了，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和沈从文一样，师陀也以“乡下人”自居，但是，这两个“乡下人”却赋予了“故乡”完全不同的精神特征。师陀不止一次文章中表达他对故乡――中原大地――的复杂感受：“我憎恨那里的人们，却怀念那广大的原野”。换言之，师陀在理智上背叛了他的“故乡”，只是赋予它情感上的永恒意义。应该说，师陀的思维始终没有离开故乡，可以说，他离家乡越远，越久，那片记忆的底色就越浓。刘西渭在《读＜里门拾记＞》里这样说，“他用力给自己增加字汇。他不忌讳方言土语的引用，他要这一切征象他所需要的声音，颜色和形状。”（刘西渭：《读＜里门拾记＞》，《师陀研究资料》，刘增杰编，北京出版社，1984版）“他所需要的声音，颜色和形状”恰恰意味着故乡的某些影像，他把这些回忆作为他创作和思索的底色，其实，也是他“在途中”的基本思维背景。即使在《果园城》中，虽然作者在序中声明是以一个异地小城为背景，但是，真正浮现在他脑海中，支配他写作思想的，还是他故乡的那片土地。“这是我的《果园城》，其中的人物是我习知的人物，事件是我习知的事件，……比如《颜料盒》，有位朋友以为油三妹即另一位朋友的化身，她其实是我小时候一个熟人，……”（师  陀：《＜果园城记＞序》，《果园城记》，上海出版公司1946版）
　　
    但是，在师陀的作品中，“故乡”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它从来都是在“异乡”意识的参照下完成它的形象的，是一个精神上属于“异乡”的人对“故乡”的感受和批判。师陀的思想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游移形成的，它们沉淀出作者的思想方式和价值判断，也决定着他写作的色彩和气味。正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无根基的、具有反方向作用力的中间地带，处在这样一个情感和理智、“变”和“不变”的历史文化的交叉地带，才使师陀的作品在充满审视意味的同时蕴含着一种绵绵不绝、回旋往复的深沉情感和沉郁的诗意。师陀曾在《老抓传》中这样描述“异乡人”的品格，“他就戴着这镣铐，立在流光的海里，人的海里。岁月逝去了，人也逝去了。他孤立着，永远年青，让邻舍们为着鸡、猫、狗的事去争打。”（师  陀：《老抓传》，《黄花苔》，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版）这和鲁迅的《过客》中的形象在精神上是多么的相似！他们是作者心目中具象化了的“异乡人”，一个永恒的形象，在逐渐走向没落的“故乡”里，他们却永恒存在，因为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孤独和沉思，坚守着自己“异已”的批判本质！
　　
    但是，考察师陀的整体创作，又总觉得他的有些小说失去了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作家的特色，如《结婚》。其实，《结婚》有点象师陀早期的作品《无望村馆主》，用的都是讲故事、说故事的叙述模式，是一种单层结构模式，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我总感到，师陀在写作中长篇小说时，总脱不开乡间说书人的影子，他的语言方式和结构方式都有着乡间书场的特点，实际上，师陀也的确写过一篇文章《说书人》，可以觉察出他们对师陀的影响）。但在《结婚》中，作者的“异乡”感已经消失，失去了真正的批判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明朗、决绝的是非判断，《无望村的馆主》里面的“我”――那个在茫茫雪野中跋涉的意象――已经没有了，“异乡人”所独具的忧郁、沉思的气息也没有了，由此，作品也失去了师陀独特的诗性气息。
　　
　　荒原之中的诗意
　　
    刘西渭评论师陀的作品时认为“诗意是他的第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