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挣扎在其中的生命，是广大无边的空虚和寂寞，这是他的哲学观、生命观和文化感受；是他心灵深层的悲剧意识，也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本源感受。
　　
    在这里，“荒原”不仅是师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感受，也是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文化情境的描述，同时，它也是他对人的生存体验和生存方式的感悟。自然的生生不息和人类的麻木构成奇异的对照，显示着人类生命存在的荒谬和空虚。但是，从另一角度讲，荒原感的体验恰恰意味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察，它意味着人和社会现实已经疏离开来，并且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这应该是五四新文学作家们具有初步的现代意识的展现，它和师陀的“异乡人”品质是一致的，是中国二十世纪初现代文学先驱者们的基本生命体验和对社会现实的感受。
　　
    除开故乡的悲剧生活所赋予给师陀心灵的故乡景象和独特的情感意味，从地域文化上讲，北方所特有的自然景观，必然影响有着诗人气质的师陀的人文性格。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写到，“北方各民族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加丰富。大自然的景象在他们身上起着强烈的作用。这个大自然，跟它在天气方面所表现的那样，总是阴霾而暗淡。当然，其他种种生活条件也可以使这种趋于忧郁的气质产生种种变化；然而只有这种气质带有民族精神的印记。”（斯达尔夫人（法）：《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47页，1986年版）虽然斯达尔夫人所论述的并不是中国的北方，但却是北方所共通的气质。师陀的故乡杞县位于黄河边上，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沙地和灰色、寥阔的大平原。单调、荒凉的自然景观，如黄花苔般默默生死的人们，贫穷、单一的生活方式，都潜在地影响着师陀性格的发展，师陀文中忧郁的诗意和无处不在的荒原意识正是这片平原赋予的，他的充满着哲学意味的沉思默想也来源于此。师陀也在文中经常提到他的忧郁的根源，“这回想给我带来了忧郁，这是生活在无际的平原上所常有的。你就是在这单调的，和平的，静寂的空气中生长的。”（师  陀：《生命的灯》，《芦焚散文选集》）这种地域文化上的影响给作者创作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也使他的作品不同于沈从文的清丽纯美和郁达夫的纤柔多情。
　　
    其实，“忧郁”本身已经使师陀对故乡的“残酷”描写浸染了情感色彩和诗意化特征。这使师陀对“故乡”的认识从理性的批判精神中又回归到一个大的情感氛围之内，这就是刘西渭所说的师陀的“同情心”。它并非仅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可怜别人的遭遇，而是指一种理解力，对处在文化中生命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力、感受力。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的最初体现，个体生命的存在被放在一个宽广的人类背景之中考察，同时，注入作者自身的激情和体验。我们不由得想起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等等很多普通的生命。
　　
    因此，在这荒原之上，毕竟还蕴含着作者最初的希望和温柔的怀想，它们时时激起作者活下去的愿望，也使他的空虚最终没有变成绝望。“那里日已将暮，一面的村庄是苍蓝，一面的村庄是晕红，茅屋的顶上升起炊烟，原野是一片静寂。在明亮的辽阔的背景上面，走着小小的阴影……听着这从静寂中来的声音，我想起：休息了，人要休息他一日的勤劳，大地也要休息它一日的勤劳。落日在田野上布满了和平，我感到说不出的温柔，心里便宁静下来。”（师  陀：《＜落日光＞题记》，《芦焚散文选集》）而在《灯》、《邮差先生》和其它作品中，师陀也尽力展现了百姓生活温情的一面，尤其是生活中淡淡的温情和人类相互之间的情意。“阳光充足的照到街岸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师  陀：《邮差先生》，《师陀  小城小说》，王荇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这温暖、优美、宽广平和的原野，这平静、安适的生活，与作者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荒原、废墟”形成一种对照，它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师陀的诗化思维，它同样来自对故乡的感受，却是一种阔大的宁静，蕴含着自然界和人类生命的内在生机和希望。
　　
　　故乡情感和故乡意象
　　
    无论是鲁迅、萧红、沈从文还是其它一些现代文学的乡土作家，都有意无意地把“民族－故乡－人”作为一个整体链条来考察。是不是只有把“民族”放在“故乡”的背景下，才能使作家更好地体察民族性格的痼疾、社会制度的矛盾、历史叙述的空缺及虚假等等问题，而“人”的意义由于“故乡情感”的浸染才真正蕴含着作者的主观情感和真实的生命体验？但是，最大的分歧也在这里。
　　
    我在上文提到，师陀和沈从文、废名之间的不同在于：当他们在“异乡”感受到一种政治、文化的挤压后，把目光投回到“故乡”时，各自对“故乡”进行了不同的“回忆”和“创造”。而这一不同的“回忆”和“创造”恰恰体现了他们之间不同的审美倾向和创作思维，也体现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古典诗性和现代诗性的本质不同之处。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固执和顽强意志重新构造了一个“桃花源”地，他把自然、人性、生命、社会等等都归束到文字的“美”和精神世界的“美”之中，“美”、“和谐”在他的文学道德里高于一切，因此，他才用绮丽的、抒情的笔调写砍头、写性爱，“他对生命本能的惊奇，不因荒诞无道的世路而稍挫”。（王德威：《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想象中国的方法》，1998年版）那种“故乡般”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自由自在的感觉吸引着他，他不愿意再回到丑陋的现实之中。
　　
    而在师陀的作品中，我们所感受的却是“故乡”和“异乡”的双重失落。“故乡”丑，人性、人情和生命的丑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师陀以他富有冲击力的“残酷”语言给我们叙述出一个丑陋的、令人窒息的故乡场景。可以说，当代文学中的“审丑”意识从师陀那里已经开始。但是，失落并不意味着绝望，“残酷”也不意味着师陀从此开始憎恨生命和“故乡”。永恒不变的“故乡情感”和“故乡意识”使师陀对生命、社会有他自己独特的表达。我这里所谓的“故乡情感”是指作家灵魂中一种始终向内转和向后转的思维，它使作家不自觉地把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