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批判、对历史的审视以及对生命的体验都沉入到自己的生命意识之中，从而一切所观之物都变成了自我生命的观照。它并非局限于作者对故乡的实在感情，而是一种思维的向度。而所谓的“故乡意识”并非单纯地指作家对故乡的怀念，而是指一种思维方式，它意味着作者始终以“故乡情感”看待世界，意味着作者具有怎样冷静的批判也罢，痛斥也罢，最终仍然回归到情感层面之中，它意味着作者始终带着“最令人心碎的激情”热爱着这荒谬的人生。正是这憎恨和绝望之后的思考和热爱，这对人类整体生存的悲天悯人的关怀体现着作者的诗性，从而也把传统的、社会学层面的“诗意”提升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形而上的“诗意”层面。
　　
    师陀在《果园城记》中所展示的“果园城”文化――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文化性格――是评论家都注意到的，勿庸赘述。我在这里所关注的是作品的叙述者――马叔敖先生。就叙述者而言，马叔敖作为一个“异乡人”回到果园城这一封闭的空间，是一个自由穿行于作品内外的结构者，以他过去的“印象”来对照小城现在的境象，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可怕变化才更显现出它的意义和形象，为作品提供了反省的可能。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以童稚的“我”为基本视角，她通过“我”的无知、天真写出生命的大悲剧，反衬出乡村原生态生存方式对人性的摧残，这种“原生态”状态是成年之后、接受了现代思想、远离了故乡的萧红才意识到的。实际上，无论是师陀作品中的“马叔敖”还是萧红作品中的“我”都是观望“故乡”的一双“眼睛”，它把“故乡”从回忆的空间拉到现实空间和历史过程之中，使“故乡”具有阐释的可能性。这双眼睛里面所蕴含的正是无法抹去的故乡情感和故乡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生命、时代以及文化的感受。
　　
    师陀在写《果园城记》时写道，“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小城，不是那位马叔敖——或是说那位‘我’，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性格，作为，一句话，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要到何处去。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象一个活的人。”（师  陀：《＜果园城记＞序》，《果园城记》）这是一个完全封闭式的小城：小城所有的人和事最后都归结到城主魁爷那里，他掌握着每个人生杀大权。葛天民的改革无疾而终，贺文龙的文稿最终还是那几行字，桃红在一年年地绣着嫁妆，但却只能装在箱子里让它发霉，快乐的油三妹自杀、徐立刚被杀等等，每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形象都被扼杀。在这些叙述中，只有时间的流程是恒定的，生命在它那里是虚无、可笑的存在，死亡也只是一个偶然的变数。“果园城”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凝固物，以它的“不变”对抗、消融着社会的“变”的因子。《百顺街》里面师陀对民族式的“吃”的描写最能概括这种文化的吞噬力。“屠户将毛都赶不及刮净的猪送到厨房，而厨子也只有功夫请它们去锅里洗一个澡，但一拿到桌上，便什么都不见了，单留着空空的碗盏。”（师  陀：《百顺街》，《芦焚短篇小说选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百顺街》是师陀式讽刺的极致，是中国文化劣根性一次集中、彻底的大亮相。这种毫不留情的横剖面的揭露批判和高度的意象化在师陀作品中并不多。
　　
    无所不在的“故乡情感”使师陀对文化揭露并非止于理性的评判，而是对每一个体生命做最细微的体察和思考，由此，师陀作品中充满了大量的关于生命，死亡，时光的意象。师陀对死亡有独特的感受，他始终对人的存在意义和存在方式本身产生质疑。他在作品中展示了一个生存的“众生相”，各个角落，各个层次的生命方式，弥漫在作品中的始终是挥之不去的虚无感。“当你想到这个人的死，你会象许多人曾经怀疑的，你觉得象一个谜语：‘他是为什么生的？’”。（师  陀：《同窗》，《芦焚散文选集》）作者借“死”写“生”的悲哀，这悲哀使你意识到在这样的文化方式下，人只是在无为地生活，没有创造的可能，更没有生命力可言，“那女仆送上茶来，仍旧是老规矩，每人一只盖碗。”（师  陀：《果园城》，《果园城记》）作者所有的感受，愤怒、无奈、悲哀都蕴含在这“仍旧”中，这不变的“盖碗”使作者对生命存在的荒谬感达到了极致。
　　
    在不变的空间意象中，时间产生了它的威力，“时光于是悄悄的过去，即使是在这小城里，世人最不注意的角上，它也不曾停留。……跟这些人物在一起，我们还想到在夜色模糊中玉墀四周的石栏，一直冲上去的殿角，在空中飞翔的蝙蝠。天下至大，难道还有比这些更使我们难忘，还有比最早种在我们心田上的种子更能拔去的吗？”（师  陀：《说书人》，《芦焚散文选集》）其实，作者并不仅仅止于哀叹生命本身的逝去，而是与之同时失去的具有生命意味影象的事物，石栏，殿角，和空中飞翔的蝙蝠，它们再现了过去的生活世界，通过它们，生命的过去和现在才能联系起来，这也正是“故乡”的意义所在。
　　
    无论是在 “果园城”、“百顺街”，还是听到“那为寻找爱情却永远失踪了的青年牧人”的故事，生命和时间、历史和文化的悲剧感、虚无感、荒谬感始终萦绕在师陀的意识中。然而，“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加  缪（法）：《西西弗的神话》，31页，三联出版社，1998年10月版）这句话告诉我们，明白了人生的荒谬和虚无，并不意味着就被动地承受这无望而冰冷的世界，相反，荒谬是“一种在所有激情中最令人心碎的激情”，它的产生使你成为一个“有意识”的人，他不是逃遁，而是抗争和热爱。
　　
    因此，在师陀的作品中，哪怕是最感伤的场景，你也会感受到蕴藏着的不妥协精神，“但为这集散文命名的时候，我不取驰名海内的蒲公英，也不取较为新鲜悦目的地丁，取的却是不为世人所知的黄花苔。原因是：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而黄花苔乃暗暗的开，暗暗的败，然后又暗暗的腐烂，不为世人闻问的花。”（师  陀：《＜黄花苔＞序》，《黄花苔》）当涉及到人的生死时，作者充满无以难说的悲哀和愤怒（如果园城中桃红的命运），因为他所感受到的是每一个体生命的悲剧命运，而这悲剧又是这个时代、社会和这种让人窒息的文化造成的。但是，即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