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坠子，因其主要伴奏乐器“坠子”而得名。其渊源为河南民间说唱小曲和“道情”调结合发展而成。一说是“莺歌柳书”和“道情书”的结合，又说是“三弦书”与“道情书”的结合。据本地坠子演员刘仲英说：大约八、九十年前农村民间男性柳书艺人逢年节或庙会时，自拉自唱，或两人对唱，或一人拉弦一人手执单钹敲打着唱。后因生活所困，流落城市谋生，吸收了“道情书”的简板、渔鼓，把三弦改造为二弦弓拉，特点是“坠音”（下滑音），故称“坠子”。不久，便成为一种新的曲艺形式。此后，又增加了女演员，坠子日趋盛行，学唱坠子的人遍及河南各个城镇，腔调也有了大的发展，有南口（河南味）、北口（京津味）之分。后来因流行地域唱腔风格有所区别，称东路坠子、西路坠子、北路坠子。又由于地域差异，和受其它艺术的影响，以及演员本人的音质、作派等特点，河南坠子的声腔、形式表现，更为多彩多姿。
 

    河南坠子流入三门峡区域，始于清末民初，据卢氏县《朱阳关乡志》(1985)记载，“清末民初，在朱阳关街的东街贺家大院设有茶馆，‘茶座清唱’已成时尚。每至黄昏日落，过往的商客旅人在此消遣歇息，吃茶设宴，并请艺人说唱坠子书、大鼓书、抓筝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陕州城关茶棚和渑池、灵宝县城有两位男坠子演员巡回演唱。四十年代又有女坠子演员到陕县城关和市辖各县城流动演唱。据原城关老商界人士乔紫亭（1909年生）回忆，当时有两名女演员叫康玉珍，裴宝珍，各由丈夫伴奏演唱，曾轰动一时，每晚茶棚爆满。但除卢氏县文峪人吴银中早年学坠子书外，本地人学唱者极少，认为腔调特殊、难学。1953年前后，陕县、渑池、灵宝，卢氏先后成立坠子组，多为外来演员。1957年秋，城关曲艺组首次吸收14名学员学唱河南坠子（后有10位被淘汰）。初教河南坠子的老师是洛阳来的一名男坠子演员，唱的是老腔调。1958年8月，河南省说唱队到三门峡工地慰问演出，城关曲艺组的4名学员孙明华、刘仲英、宫玉珍、刘平华，即前往观摩，随团学习，受益匪浅。此后，孙明华学唱刘宗琴的西路坠子味；刘仲英受赵铮影响，又通过唱片和到外地观摩，吸收了北路乔清秀及东路徐玉兰等人的唱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坠子韵味。

 

    1963年后，三门峡市曲艺队的女坠子演员增至6名，琴师2名，分两个坠子组巡回各地演出。这时期，她们多演唱自己创作、改编的新曲目，在唱腔上有许多发展。1964年8月，她们参加洛阳地区现代曲艺会演的创作曲目《母子会》（孙明华唱）、《巧劫狱》（李安玲演唱）、《一柄短剑》（宫玉珍演唱）均是自己设计的唱腔，得到与会好评。临汝县广播站将曲目全部录音在县城播放。三门峡市曲艺队从此有了小名气。1965年，他们还集体对唱自己改编的现代坠子曲目《红灯记》、《社长的女儿》等。“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曲艺队撤销，女坠子演员全部下放工厂或农村。陕县、卢氏、渑池县的坠子书组也大都解散，后来各县成立文艺宣传队，河南坠子则成了主要演出曲种之一。
 

    八十年代初，三门峡市及各县，区的坠子书艺人先后组成书班，到各地巡回演出。原三门峡坠子演员刘仲英，到洛阳老城曲艺厅、临汝县城、焦作曲艺厅等地，以自己创新的别于他人的坠子腔调演唱长篇曲目《杨秀英告状》，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欢迎，影响较大。临汝、汝阳两县文化局于一九八三年特请她任教，在本县办河南坠子学习班两期，培养学员110名。至今，该两县曲艺队或文艺宣传队中，仍有她的得意门生。还有卢氏县骆小双家庭班（原唱大鼓书）、孙永年师徒班等六个坠子书组在山村演出亦相当活跃。
 

    九十年代以后，除卢氏县南山，灵宝县朱阳、西阎等乡村仍有师徒班演出外，沿铁路线的坠子书班均已解体。1990年春，已在工厂当了工人的刘仲英，被邀在市内“音乐曲艺厅”演唱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