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胡书，豫西民间曲种。有说因主奏乐器为迷胡（板胡）而得名，也有说取其曲调优美动听使人听后迷迷糊糊之意。历史上曾写作“猕猴书”。民国十八年(1929)编纂的《河南新志》中载：“猕猴戏见于豫西，声极淫靡，犹若猕猴求偶，故以为名”。1940年前后，陕州教育界称它为“陕灵曲”。1950年后，也有在报刊上写作“眉户”（郿鄂）二字的。其表演形式有两种，一种为迷胡戏，一种是说唱性质的曲艺，故人们也将后者称为“地摊子”、“念曲子”或“迷胡坐唱”，“迷胡曲”等。主要流行于陕县、灵宝、卢氏及陕西华阴、华县，山西南部一带。

    迷胡书形成于何时何地，源于何处，尚无史料记载。据灵宝县焦村老中医李安印（1906年生)说，他“小时候听上辈人讲，迷胡戏在未搬上舞台前，都是民间爱好者或艺人三三两两围在一起哼唱，有三弦、月琴伴奏，和说书形式一样。”清代末叶，三门峡一带民间盛唱迷胡书，特别是逢年过节，人们喜欢聚在一起自唱自娱，无论是商人、医生、乡绅或农民，只要会唱整出曲目的都可以参加，人们称这种形式为自乐班，人员不固定。此外还有专业班和半职业性质的“社火班”。同时，各地的“迷胡曲子窝”也不少，如陕县原店、大营、会兴镇及灵宝县城、坡头等，主要在集市、祠堂、乡镇公所演出。专业迷胡书班有时也上舞台演唱迷胡戏，但自乐班一般不登台不化妆去做营业演出，所需费用由组员自筹。据艺人口碑资料，其时的演出形式开始为三、二人演唱，后发展至五、六人，并增加了二胡、月琴、笛子及锣、鼓、钗、木梆子等打击乐。演唱时，大家围桌而坐，每人各操一件乐器，按人数分角色，边拉边唱，很少表演动作。演唱曲目大中小都有，如《四进士》、《罗成算卦》、《亲家母打架》，《张连卖布》、《二度梅》等。音乐唱腔结构为曲牌体，并有大调、小调（即大牌子、小牌子）之分。但只有少部分艺人能唱较难学的大调牌子。随着迷胡书的流行，在节日庙会上，也有乡人用迷胡书曲牌边踩高跷边演唱些民间小戏之事。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迷胡书已发展为三门峡地区人民群众喜爱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一批深为群众青睐的著名演员相继涌现，如灵宝的泉水、来成、王遂启、来西、韩胜荣、李尚武；陕县的张紫宸、杨俊山、张前周、张德元、程广德、马金水等。特别是张紫宸，其父就是位迷胡书的爱好者，早在清末民初便组织有自乐迷胡书班，他接领书班后，更是遐迩闻名，人员最多时竟发展至二十众人，

   
    每年三月三，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迷胡书艺人，都要到陕西华山朝拜、赛书。陕西华阴、华县两地艺人，也常到豫西交流技艺，聚会演唱，二地艺人互相搭班、学习，渐渐统一了演唱风格，形成了“东路迷胡”的流派。

    抗日战争期间，迷胡书艺人和各学校师生积极参加宣传抗日活动，他们用迷胡曲编唱新词，号召人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保卫家园而战斗。如当时陕县师范教师苏德风编写的《陕灵曲》，即以迷胡曲为主，辑有《爆炸》等宣传抗日的唱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陕县县委书记蔡迈轮，在张汴学校组织师生文艺宣传队，用迷胡曲《十二个月》填写我国人民奋勇抗敌的有关内容，其中部分唱词被保留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县文化馆组织建立了全县范围的宣传网，会兴镇、原店村等地迷胡书艺人积极响应参加，并结合当时形势编写、移植一些新曲目，如《包办婚姻》、《王贵与李香香》等，在当地宣传演唱。1953年，中央广播电台还专程到原店录制了有蔡西文等人演唱的《罗汉钱》迷胡曲目，播放全国。    六十年代后，陕县文化馆组织专人挖掘、收集、抄录近三十本迷胡书传统曲目。七十年代后，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陕县文化馆李树滋创作、张福忠、金满贵编曲的迷胡曲目《人老心红》，在表演上一改传统的坐唱形式，由二人边表演边唱迷胡曲，轰动一时，全县二百多个大队的文艺宣传队，争演此剧。八十年代前后，随着宣传队的解体，农村责任制的落实，专业迷胡书艺人骤减，农闲时，尚能听到部分迷胡曲爱好者相约玩唱于村头、场院。

   
    迷胡书传统曲目，在演唱时一般分生、旦、丑行当，曲目内容多为反映家庭生活、民间趣事，较有影响的有《亲家母打架》、《打经堂》、《游花园》、《张连卖布》，以及《十对歌》、《小对花》，《玩花灯》、《绣手巾》、《十探妹》、《十杯酒》之类的小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