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众所知，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争论由来己久，主要是南阳说和襄阳说。

   持南阳说者之主要根据是：诸葛亮本人在上后主刘禅的《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持襄阳说者之主要根据是：东晋襄阳人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言：“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以及习凿齿的另一部著作——《襄阳记》中的记载，还有《水经注·沔水》所述。

   仔细分析，襄阳说者引用之材料并非真实，令人疑窦丛生。


   我们先来看看习凿齿及其《汉晋春秋》。据载习凿齿并不是一位“行不违言”者，其本身也欠缺尊重史实之品德，而他所著的《汉晋春秋》也不完全是一部信史。

   作为文人的习凿齿，曾官晋之荥阳太守，司马氏待之可谓厚矣。任职期间，他著《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势力强也，凡五十四卷”（《晋书·习凿齿传》）。历史的发展，不是随个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如果出现了个人不喜欢史实，我们亦应尊重客观事实，要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方谓之实录，不贻误后人。作为献帝禅魏，曹奂禅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献帝春秋》记载：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帝时召群臣卿士告祠高庙，诏太常张音持节，奉策玺绶，禅位于魏王。乃为坛于繁阳故城，魏王登坛，受皇帝玺绶”至今坛及记述这一过程的碑刻尚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记载 了曹魏禅晋的过程：“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诏群公卿士具仪设坛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玺绶册，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时在公元265年。显而且易见，连这样清楚的的历史事实，习凿齿竟敢歪曲、抹杀，其它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

    习凿齿本人是个“背义图荣”，行违其言之人。自永嘉乱后，晋室南迁，从此一蹶不振。“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曰：‘昔晋氏平吴，得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归襄阳”（《 晋书·习凿齿传>》。正是这位主张以晋继汉,对司马氏忠贞不二的习凿齿,在苻坚攻陷东晋的襄阳之后,与苻坚的一席谈话,博得苻坚“大悦之”,且接收了苻坚“赐遗甚厚”的礼物。要不是有疾在身,他还会为苻坚继续效力呢!史臣对其和徐广的评价截然不同:“习氏、徐公俱云笔削，彰善瘴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而彦威（指习凿齿）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野民（指徐广）运遭革命，流连于旧朝，行不违言，广得之矣”（《 晋书》列传第五十二“史臣曰”）。由上可见，史家评论习凿齿是个言行不一背义图荣之人。俗话说，文如其人，那么习凿齿著述的真实性令人怀疑。

    《襄阳记》有争夺南阳人文资源之嫌。

    《襄阳记》是习凿齿的另一问部著述，属早期的地方志类性质。作为广场之书，本应记载本辖区内的建置概况、方位四至、历史沿革、山川形势、户口赋役、物产状况、风土人情、著名人物等。但《襄阳记》却用不小的篇幅记载南阳辖区内所发生的事情，诸如有关诸葛亮之事。具体内容不在这里一一引述。翻遍古今地方志从来没有这种写法，这真是件怪事。连小学生都知道命题作文不能跑题的道理，习凿齿怎么却如此糊涂。可以说，这是见于地方志中，襄阳方面最早争夺南阳方面的人文资源——历史名人的见证。 

    《水经注》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记载，经不起推敲，矛盾颇多。

    《水经注·沔水》把“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卧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与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时，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和“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定为是同一地方，实则大误。刘季和祭诸葛亮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304年—305年）。“天子命运我于沔之阳”，即汉水之北，而并非在汉水之南。而《水经注》言刘季和观亮宅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作铭。”查永兴后六十年及其前后均匀无出现永平年号，《水经注》记载失误，所以其文不可相信。在这里还需补充说明一点是：中华书局本《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王隐《蜀记》中所载之刘季和立碣表闾之文与清代金石学家王仁俊所著录之刘季和《诸葛武侯故宅碣》的内容不一致的地方多达数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石刻为“登龙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详见《荆州记九种襄阳四略》第291页《诸葛开侯宅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一句，到了《蜀记》中却变也了“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龙山”和“隆山”虽一字之差，但十分关键。碑刻为原始之资料，当以上石时文字为正，建议中华书局在《三国志》再版时加以修改。

    诸葛亮耕躬地方事，何以会出现今天的局面，这也是有其历史的原因。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世人敬仰。诸葛亮去世后，大凡其经历过的地方人们纷纷举行祭祀纪念活动，其心情可理解。加之文人人为记述方面的原因，躬耕地逐步发生演化。我们可以从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到其《襄阳记》干脆抛弃“南阳”改作“襄阳有孔明故宅……”等等，其蛛丝马迹十分昭然。再者，永嘉乱后，中原人士大量南迁。南迁之中原之人，不可能再回到南阳诸葛亮的躬耕地这块当时晋朝的敌占区去举行纪念活动，为寄托哀思，便就地举行祭祀活动也是情势所致。久而久之，真假躬耕地也就无所谓了，因为怀念故土的人们既然能够造出许多侨置州郡，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为之呢！
                                        
    （作者简介：袁祖亮，男，汉族，1944年11月生，河南南阳人，研究生。曾任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民进十届中央常委、河南省委会主委，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 现任郑州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点第一学术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人口和秦汉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授堂金石跋〉校点》等，参编著作6部，发表论文60余篇，获国家优秀图书三等奖、省社科一等奖、二等奖等10余项，被评为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