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秦灭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此后两千多年中，县始终是封建政权的基层单位，到清代，全国有１５９１个县。但清朝灭亡百年之后的今天，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曾经是各地最豪华、最醒目建筑的县衙竟然难觅踪影，这，从一个侧面见证了百年中国沧海桑田般的巨变。地处伏牛山南麓的内乡县，却把县衙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北京的专家们千里迢迢赶到这偏远小县，在这里打量着历史的背影，把这座不再有县官、不再有衙役的衙门，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盛名之下，各色人等纷至沓来，想从这个窗口回望我们陌生而又熟悉的县衙，品味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官文化。

    大门：兽头门环狰狞可怖
　　
    冬日的早晨，记者站在了大名鼎鼎的内乡县衙门口。县衙坐北朝南，古色古香，庭院深深，飞檐翘角的房屋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清晨的太阳从东边照过来，向阳的屋脊上洒满了温暖的阳光，而背阴的地方青砖灰瓦地依然幽暗阴冷。明暗冷暖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很古典的、立体感极强的画面。
　　
    说起县衙，真不算陌生，古代没有乡一级政权机构，县衙是最接近黎民百姓的政府机关。在《七品芝麻官》、《十五贯》、《卷席筒》、《苏三起解》等影视戏剧中，见识过不少大老爷升堂问案的场面，所以站在县衙门口，我有几分亲切感，也有几分好奇心。
　　
    或许是因为我来得太早了，衙门口行人寥寥，喊冤鼓旁边，工作人员老王静静地清扫着地面。喊冤鼓被栅栏圈着，完全成了景观，我很想敲几下找找感觉，可踮着脚伸长了胳膊也够不着。老王过来拦住我：“这鼓不能随便敲的，过去没事乱敲要挨板子的。”弃了大鼓，我拿出手机，联系“衙门”里现如今的“官儿”———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热情的徐馆长马上“摆驾出迎”。老徐是这个博物馆最早的倡建者之一，对县衙潜心研究多年。
　　
    衙门衙门，一衙之门先要看个仔细。县衙大门面阔三间，中间是明间过道，黑漆大门上，一个狰狞的兽头门环格外引人注目，据说各级衙门的大门上都有这样一个门环，就连故宫龙头朱漆大门上的兽头门环也同样狰狞可怖。兽头不美也不祥和，古代大大小小的官儿为什么格外偏爱这“动物凶猛”？徐新华说，实际上，衙门的“衙”通牙齿的“牙”，原意是指带有獠牙的门。在尚武的唐朝，衙门和牙门通用，而到了斯文的宋朝，人们逐渐不知道牙门为何物了，但门上狰狞的兽头却保留了下来。在古代，衙门是官府和权势的象征，狰狞的兽头体现了政权的强制性特征，说白了，就是用这个吓唬老百姓，制造森严压抑的气氛，让老百姓望而生畏。门房的东间前置喊冤鼓，供百姓击鼓鸣冤之用；西间前有两通石碑，分别刻着“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字样。越诉就是越级告状的意思，在古代这是影响县官政绩的事儿，所以大老爷在衙门口立下石碑，明文规定越诉要打５０下屁股。
　　
    古代有俗话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当时人们在走进衙门时总是很犹豫，这里是人们不得不依靠的国家机构，可里面又隐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黑暗和龌龊。别的不说，就是打板子时这板子的轻重差别可就大了。有记载说，在内乡县衙大堂上，时常有人被板子活活打死。过去人说“天下衙门深似海”，不光说的是衙门规模大房子多，更是说里面人精多，门道多，窍门多。
　　
    现如今的内乡县衙也是“无钱别进来”。因为这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县衙，又是全国第一家衙门博物馆，进这个门要３０元钱的门票。即便如此，这里还是人流不断，除去手持各种“条子”免费的，博物馆每年的门票收入还有一二百万元，在内乡这样的山区县，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仪门：礼仪之门规矩繁多
　　
    在内乡县衙走了一圈，最让我感到别扭的，是仪门；最让我庆幸没生在古代的，是大堂。
　　
    在县衙转悠，明显感觉到门多，过一道门又一道门，让人感叹庭院深深深几许。仪门是进了衙门后的第二道正门，这个建筑没别的用途，唯一的用途就是在大门和大堂之间多设一道门。
　　
    仪门，取“有仪可象”之义，是一道礼仪之门。门修得很宽敞，但好好的门平时紧闭着，不让人走。从此经过要走两边低矮的便门，并且两边的便门很不相同。西侧的便门称“鬼门”，也叫“死门”。“死门”平时关闭不开，只有在处决死刑犯前，才打开这个门，把死刑犯从这个门里拉出去行刑。因此旧时处决犯人也叫“出西门”，有上西天之意。东侧的便门称“人门”，也叫“生门”，这才是供人们日常出入的。在一年中，宽敞的仪门一般会开几次，比如逢着新官到任，或迎接同级、上级官员来访，县官就会下令大开仪门，自己也整冠出迎至仪门之外，大门以里，宾主从仪门而入（宾走西阶，主走东阶）。大堂如有重大庆典、礼仪活动或审理重大案件时也大开仪门，让百姓人等从中门而入，到大堂前参加庆典或观看县官审案。
　　
    听着介绍，我不禁感叹古人的规矩太多。县衙博物馆专门研究官衙文化的刘鹏九先生笑了：“细说起来规矩才多呢！你们年轻点的才不耐烦呢！”刘先生说，下级官员初次拜见上级官员要身着公服，从仪门东侧的便门进来，到长官面前要先将写有自己职衔、履历的名柬交上去，口称“卑职给大人请安”，行半跪礼。人家请就坐，还要谢座。就坐后，侧身面向“领导”，取半坐姿势，回答领导第一句话要起立作答，等领导示意坐下再就坐。一般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侍者会端茶过来，但这茶千万不能喝，这是领导表示“你该走了”，即所谓“端茶送客”，这时不立马告退的都是傻子。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清代的官场，这句话可真是一点不夸张。

    大堂：刑具多多气氛森严
　　
    进了县衙大门，百米长的青石甬道穿过仪门直通大堂。大堂、二堂、三堂是县衙中轴线上的三大主体建筑，都建在高高的台基上，显得格外高大巍峨。其中大堂是整个衙门的中心建筑，最为壮观。大堂面阔五间，高１１米多，建筑面积２４８平方米。大堂上方悬挂着“内乡县正堂”行楷金字匾额，堂前粗大的黑漆廊柱上有抱柱金联，上联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下联是“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知县掌握着一县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权，这幅清代名联是大权在握、缺少制约的官员对自己的告诫。
　　
    大堂是知县发布政令、举行重大典礼、公开审理案件的地方，也是我们最为熟悉、在电视上看得最多的地方。内乡县衙大堂中央有一暖阁，是为知县审案设的公堂，内有三尺公案，上面放着惊堂木、文房四宝及红绿头案签。红头签为刑签，是下令动刑的；绿头签为捕签，是下令捕人的。当这签掷地有声的时候，便意味着一项重大案件正在审理的过程之中，马上就有人要皮开肉绽或被捉拿归案了。看看内乡县衙大堂的架势，或许能让我们感觉到古代官衙的严刑峻法。
　　
    暖阁正面屏风上绘着海水朝日图，寓意是为官者要清似海水，明如日月。再上头，照例有“明镜高悬”的匾。
　　
    暖阁前地坪上保留有两块青石板，东为原告石，西为被告石。两块石板上现在留有四个明显的跪坑，那是古人拿膝盖磨出来的。暖阁外两侧分别摆放着堂鼓、仪仗及刑具。东侧的刑具架上，摆着１０多根黑红各半的水火棍，据说黑色象征水，红色象征火，寓意是罪犯的行为和国家的法律犹如水火互不相容。细看起来这些刑具很有讲究，有比较细的竹板，有粗大的木板，木板又有宽的、窄的和四棱子的，打起人来自然轻重大不相同。
　　
     据介绍，古代司法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息讼，不主张打官司，所以有“入门三分罪”的说法，原告、被告都要长跪在坚硬的石板上，都要吃板子。受刑时男女不同，打男人是放翻在厚实的椿木凳上打屁股（据说打屁股是大唐天子李世民发明的，唐以前刑罚没固定部位，常打在腰背上，把人当场打死。李世民看到一张针灸图，发现腰背上穴位很多，而屁股上穴位很少，于是开恩下了圣旨，从此公堂上打屁股就成了定例）；打女子则打在手掌上。
　　
    相比起来，西侧的刑具更可怕，墙根搁着夹棍，墙上挂着拶子。夹棍由三根木头做成，俗称“三木之刑”，是在审理人命案或者其他重案时，对证据确凿而拒不认罪的男性人犯使用的。据说上了夹棍疼痛难忍，手上加点劲就会夹断腿骨。拶子是为女犯人准备的，是专夹女人手指的刑具，也能让人痛彻骨髓。古代男人劳动主要靠腿，女人劳动主要靠手，所以夹棍和拶子这样的刑具破坏的都是人的劳动能力。即便是在残酷的古代，使用这样的刑具也必须禀告上级，验明烙印，并且限定在一次案件中对同一个犯人使用不得超过两次，否则就按酷刑逼供论处。
　　
    审案时，堂役击堂鼓三声，三班衙役两厢伺立，齐声高叫升堂，知县身着官服从暖阁东门进来，坐上大堂，然后原告被告被带上来，分别在大堂的原告石和被告石上跪下。退堂时也击鼓三声，叫做退堂鼓。退堂鼓成为日常生活用语，可见衙门文化的影响。
　　
    明清两代，知县很讲究大堂办事，为的是能“日与百姓相见”，加强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对某些“不逞之徒”要“坐大堂对众杖之”，甚至“示以不测之威”，以惩一儆百，教育多数百姓，由此可见大堂的重要作用。
　　
    大堂后，还有二堂三堂等主体建筑。二堂是知县预审、初审和调处一般案件的地方。知县在此恩威并施，对当事人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伦理思想教育，通过调解，征得双方同意，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目的。
　　
    三堂是知县日常办公、接待上级官员和商议政事的地方，一些涉及机密和不宜公开的隐私案件也在此审理。三堂的内部格局与大堂、二堂迥然不同，东边两间为接待室，西边两间为知县的起居室和更衣室。三堂左右两边是东西花厅院，是知县及其眷属居住的地方。后面为县衙的后花园，供知县赏心悦目、陶冶性情。

    (2)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全国各地的衙门荡然无存了，可对于古代衙门黑暗的这种嘲讽，我们至今耳熟能详。封建时代的吏治时好时坏，但历朝历代的贪官污吏都不在少数。中国人坚信“有理走遍天下”，可就是到了衙门口的时候信心就不足了，古代大大小小的衙门到底怎么了？仔细看看内乡县衙或许能明白点什么。
　　
     “邑令催科无去处，班头衙役俱逃亡。”著名史学家史树青先生这两句诗我早就看过，原来觉得很是风趣，但到了他所吟咏的地方，才感觉到一种咏古之幽情。百年前，按照古代的作息时间，这个时候衙门里上上下下都该忙碌起来了，可现在眼前既没有挎腰刀的捕快、扛水火棍的衙役来回穿梭，也没有留长辫穿长袍表情忐忑的围观百姓，更没有喊冤鼓骤然敲响的悲愤和板子落下时的凄厉呼号……历史已经远去，往日不会重现，旧日的喧哗已经被现如今的宁静所代替。衙门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县官和衙役“俱逃亡”，空空的院落成了一个供人观赏的“标本”。

    三班吃陋规 六房收黑钱
　　
    内乡县衙长方形的大院子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这些四合院各自功能不同。仪门东侧的一个四合院，是皂、壮、快三班衙役值班的地方。皂班值堂役，负责站堂；壮班做力差，负责内勤；快班做缉捕，负责抓人。这些人统称为衙役，是古代最基层的“执法人员”，跟老百姓接触最多，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衙门的“形象”。
　　
    进了仪门，两侧分列着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这六房与中央政府的六部相对应，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通俗地解释说，吏房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户房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加民政局，礼房相当于教育局，兵房则是武装部，刑房相当于公安局加司法局，工房则是城建局和水利局。每房有书吏２～３人。
　　
    别小看了三班六房，《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打虎英雄武松、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等，在上梁山前都是在县衙的三班六房上班。
　　
    从现存的建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代一个县的行政机构基本都集中在了县衙，全部行政管理人员大约有１００多人。依清代官制，县令为正七品，县令以下，有八品、九品的县丞、主簿、巡检、教谕以及一些不入流的官。但根据制度，全县“吃皇粮”的朝廷命官只有十来个人，其他职能部门如三班、六房等吏、役都无品级，不在官员之列。
　　
    六房的书吏大多读过书。他们大都是科场失意后，通过招募考试成为吏员的。书吏们是衙门的文职办事员，没有俸禄，合法的收入是很少的纸笔费、抄写费和饭食费。知县是一县之尊，还有县丞和主簿辅佐，但他们都是外地人，对本地情况不熟悉，也不可能胜任衙门内的全部事务。在衙门中真正办事的是这些书吏，他们承揽了衙门的全部事务，因此获得了权力，所以有“清朝与胥吏共天下”的说法。
　　
    衙役们享受国家“工食银”，每年六两或二三两不等。但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大清律例》把他们贬为贱籍，其子孙三代不得入仕做官。很多家族规定严禁其子孙充当衙役。
　　
    衙门里有大批这种手中握有权力而心理很不平衡的人，于是“吃陋规、收黑钱”成为衙门公开的秘密。所谓陋规，是历来相沿的不成文规矩，不合理不合法，但大家习以为常。按照清朝有关规定，六房书吏任职不得超过五年，但实际上很多书吏世代相传，他们对衙门内情况极为熟悉，营私舞弊很有一套，处处变着法盘剥百姓。对于进衙门打官司的百姓，衙役和书吏们用各种招数敲诈勒索。高高在上的县官对此也很清楚，但却无法根治，“任凭官清如水，无奈吏滑似油”，说的就是衙门的这种弊端。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积弊多多的衙门如同陷阱，老百姓一旦进来，就很难全身而退。有一首《息讼歌》曾广为流传，专说衙门中人如何“索钱有方”：
　　
    “听人教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差人奉票有逢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地邻干证车马连，茶也要钱，酒也要钱。三班丁书最难言，审也要钱，和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抄也要钱。”
   
    千里去做官 为的银子钱
　　
    《十五贯》中的胡来胡知县有段很精彩的唱词：“两个老婆来告状，我一人罚她俩鸡蛋；两个铁匠来告状，我一人罚他两张镰。”《窦娥冤》中，楚州太守出场白就是：“我做官的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开庭审问时，太守见张驴儿跪下，竟然也急忙下跪。下属说：“他是告状的，怎生跪他？”太守答：“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戏剧是夸张的，这样不要一点体面的贪官儿可能并不多见。衙门里也出了不少好官，戏剧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唐成不用说，放浪形骸的郑板桥当了县官，曾做诗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关心民间疾苦之情殷殷。当然，极好和极坏的官儿都是少数。封建时代官场广为流传的“千里去做官，为的银子钱”（另一个版本是“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恐怕道出了大部分官员真实的心态。
　　
    古代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做官必须到离自己家乡５００里以外的地方去，所以元明清三代内乡的几百个县官没有一个是本地人。离开家乡几百里甚至千里之遥去做官，目的是谋得终身吃穿，所以才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有人算过一笔账，知府每年的俸禄为１０５两，养廉银每年４０００多两，三年的合法收入是１２３００多两，一位清正廉洁的知府，怎么会挣到１０万两雪花银呢？原来还有名目繁多的“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有拜礼、贺礼等，算下来每年可得数万两，这样一个任期下来，十万银子就到手了。当时人们对官吏廉与不廉有这样的区分标准：“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为了使官员清廉，清朝独创了养廉银制度。当时官员的俸禄很低，七品官年薪４５两银子，每月合３两多。按当时一般官吏的生活标准，３两多银子只够五六天的花费。于是地方官在收税时普遍加收所谓“火耗”，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雍正皇帝把这些“火耗”全部收归国有，然后再从中拿出一部分做养廉银，把官员的这部分收入合法化。当时县官的养廉银在每年１０００两左右。但养廉银也不能遏止贪污索贿之风。
　　
    清朝的官员中，还有不少是捐纳得的官———根据当时的制度，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就可以取得官职。皇帝通过捐纳来增加国家收入。捐纳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最早出现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２４１年）。到西汉时，捐纳已经形成制度，但最高只能买到相当于县令的官职。东汉灵帝卖官明码标价，张榜公布，现钱交易者还可以优惠。此后历代都有卖官之举。到清代，捐纳风更盛，康熙时出银４０００两可捐一知县，以至全国捐纳知县达５００多人。道光时捐一知县的价码跌到９９９两。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的待遇。出钱捐官的人大都是“将本求利”，当上官后很少有不鱼肉百姓的，他们中饱私囊，残民害政，更造成衙门的严重腐败。
　　
    捐纳知县手下的师爷，往往都是知县借贷金店银号的银两时，金店银号安插的人，是捐官“股份公司”的“股东代表”。这种人惟利是图，最会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知县明知也不敢加以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