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旬，一个春雨淅沥的日子，我们前往方城，拜谒明朝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吴阿衡墓。

方城是个具有英雄气质的地方。汉代纵横万里黄沙、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现代著名空军英雄杜凤瑞，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鲜明的生命印迹。吴阿衡也是方城英雄谱中的一位，他刚烈磊落、智勇兼备，出任蓟辽总督，在抵御清兵南侵时，“矢尽援绝，为敌所执”，不惧酷刑，不为利诱，英勇不屈，血洒边关。当时的人，认为他是与颜杲卿、嵇绍、文天祥“前后争光”的悲剧英雄。

吴阿衡墓在方城工业园区。与很多地方的新区一样，这个工业园区路宽人稀。在当地文物保护人员的陪同下，我们顺利找到了这座古墓。但眼前的景象令我们有些意外：墓冢已经没了形状，两条新修的路在这里交会，暂时停了下来，如各自再往前修筑，墓冢将被夷为平地，成为十字路口。

问情由，方城县文管办主任王海林有些郁闷：“这个墓承载着一种人文精神，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规划修路时，我们提议错个20来米，避开了这个墓，谁知两条路偏偏都冲着这个墓来。现在我们设想建个安全岛，修个亭子立块碑，将墓保存下来。但不知能否被采纳。”

王海林说，方城历史名人中，有墓有祠堂的只有两位，一个是汉代张释之，一个就是吴阿衡。两年前，因房地产开发，吴阿衡祠堂——方城仅存的明代建筑被拆，如今其墓又岌岌可危，这位历史名人在故土留下的痕迹，很可能将荡然无存。

带着无奈和遗憾，我们试图来了解这位300多年前的英雄。

吴阿衡死在北京墙子岭一带，他的墓为何在故乡？根据史料记载，以及因修路被挖出的吴阿衡及其父墓志铭，我们看到了这位英雄不平凡的一生，也发现一段鲜为人知、曲折艰难的传奇故事：红颜知己守墓十年，刎颈之交鼎力相助，最终使英雄忠骨回归故土。

“相安之地莫如故土”。在中原板荡的岁月，不避千辛万苦，让遗骨归葬，大约是对这位为国捐躯者最大的慰藉。

名将后裔成边关重臣

带着家谱和搜集到的各种资料，吴建松来找我们。初次见面，他有些过于拘谨。按说他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他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他的家族在这里居住了600多年，这是他的家园，应该是最能让他踏实、安宁的地方。

为了保护吴阿衡祠和墓，吴建松已奔波多年，虽心力交瘁，却也让他成为家族里最了解家族史的人。谈到吴阿衡其人其事，吴建松的脸色放松下来，开始有了神采，他侃侃而谈，滔滔不绝。

方城这支吴姓后裔出南宋大将吴璘。吴璘与兄长吴玠俱为抗金名将，他们率部在和尚原、仙人关大胜金兵兀术等部，力保南宋大后方四川安全。论抗金军功，他们与岳飞不相上下。如今，吴建松们以吴阿衡为骄傲，而少年时代的吴阿衡，则以吴璘为荣。

明朝初年，这支吴姓从陕西乾州迁居裕州（今方城），世为当地望族，至吴阿衡祖父时，家道中落。吴阿衡的父亲吴弘道聪颖勤奋，刻意向学，“寒暑宵旦不少倦怠”，因家贫晚上点不起灯烛，他就借住在古庙的偏房，晚上借着神像前的烛光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弘道长大后才华横溢，文誉鹊起，可惜他差点运气，屡试不第。失落之余，他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将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放在儿子吴阿衡身上。吴弘道是个宽厚长者，却唯独对儿子十分严厉。在他的严格督教下，吴阿衡终于获得科考成功。

吴阿衡“少有异才，过目成诵”，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他考中进士，与袁崇焕有同年之谊，随后出任山东淄川、历城县令。

在吴阿衡中进士前三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势力不断坐大，渐成明朝威胁。稍后几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帝国内忧外患，陷入多事之秋。在安享多年和平之后，面对纷繁的战事，明政府极为缺乏军事将帅，在各种战事中表现出色的人，逐渐受到重用，如袁崇焕、卢象升、洪承畴等，本都是进士出身的书生，因展现出军事才能被起用。吴阿衡也是这批“书生将帅”中的一员。

或许与先祖吴璘有关，吴阿衡“生负奇气，倜傥磊落，喜谈兵”，在担任历城县令时，面对白莲教大举进攻，吴阿衡设伏兵，两面夹击，获得大胜，由此引起朝廷注目，皇帝亲自赐给他一台铠甲，并手书“忠”字赏赐。过去吴阿衡祠堂正中挂一大红匾，上书“钦颁盔铠、御赐忠字”，铭记的就是这一荣耀。

此后，吴阿衡先后被提拔为监察御史、浙江巡按、河东副使等职，所到之处，明察公断，均有出色政绩。

在此期间，吴阿衡曾回乡守孝，适逢有农民起义军进兵裕州，他们占据了方城山，准备攻打州城。吴阿衡看到家乡守备松弛，急命建敌楼、造大炮、修城壕，并捐款散粮，募集兵民登城严守。农民军看到该城守备森严，“遂去”。故乡免去了一次兵燹，而吴阿衡“知兵”的名声，也因此更加响亮。

崇祯十年，杨嗣昌得到重用，提出“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专注于“戡平内乱”。用人之际，负责北方防守事务的蓟辽总督出缺，朝中群臣公推吴阿衡堪为“北门锁钥”，因此崇祯皇帝“擢兵部右侍郎，加服俸一级，兼都察院副都御使，总督九省，弹压山海等关”。

战和犹豫酿边关大祸

吴阿衡到任后，训练士卒，筹集辎重，严设壁垒，“以恩结士卒之心，以威慑将帅之气”，边关事务一时颇有气象。

可惜这时候，皇太极携新生政权的蓬勃活力，已联合蒙古，平定朝鲜，建立了稳定的大后方，其军事实力已超越明朝。而明朝内部四处冒烟儿，各地“流寇”越剿越多，成“十年不了之局”。如何既安定内部又防范外患，成为明王朝最大的难题。

当此之时，杨嗣昌被起用为兵部尚书，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在崇祯的支持下，杨嗣昌开征“剿饷”，招募士兵，集全国财力、人力攻打农民军。

杨嗣昌制定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作战方案十分成功。不到一年，张献忠、罗汝才接受招降，而李自成被打得仅剩18人逃入商洛山中。持续十年的内乱，看到了平定的希望。

与此同时，杨嗣昌派人与皇太极议和。明朝与清已交战多年，对于杨嗣昌来说，议和有着巨大的压力。

宋与金议和，被后人视为大失策、大耻辱。因此，与后金（崇祯九年改国号为清）的议和，在明朝是大忌讳，太敏感。杨嗣昌的如意算盘，是“缓彼三年不来，贼已平矣”，争取时间平定内乱。即便如此，议和的话一出口，举朝哗然。言官们无视明朝的现实困境，高谈阔论，反对议和，杨嗣昌被骂得狗血喷头，社会上更把他传为投降辱国的卖国贼、千古罪人。

崇祯皇帝意识到议和是现实需要，但又不想承担“罪名”，因此在战与和之间，大明王朝步履蹒跚。他们选择了一个十分奇怪的议和方式：让辽东巡抚方一藻派算命的盲人周元忠向皇太极透露议和口风。

皇太极开始没把这个算命的当回事，但一些明朝的降官感觉到了蹊跷：“必奉旨。”于是皇太极认真对待，给他使者待遇，提出议和的条件，类似宋朝对辽、金的岁币。

周元忠带回了皇太极的讯息：“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

明王朝彷徨犹疑，深陷难题，无法自拔，既没有能力推动议和，也没有对皇太极的警告产生足够的重视。帝国的主力部队仍集结在西北和湖广，北部边防力量单薄。

1638年9月，皇太极索要的银子没有送去，于是他起兵南侵，八旗铁骑如狂风暴雨，攻打到北京密云墙子岭。这里是北京附近著名的关隘，兵微将寡的明军，难以抵挡。总兵吴国俊逃走后，贵为蓟辽总督的吴阿衡，“调各路军兵不至”，他能直接指挥的军队，只剩下区区数百名亲兵。明末清初名士彭而述撰写的《吴阿衡墓志铭》写道，吴阿衡带着这数百人，固守墙子岭山堡七日。“矢尽援绝，为敌所执”。

清对待被俘的明朝大臣，一般采取各种威逼利诱，务要使其为己所用，因此，一大批明将明臣投降了他们，其中不乏洪承畴等名流。但吴阿衡却铁骨铮铮，拒绝投降。他被杀时的细节，史料阙如，已无从知晓，但据彭而述《明吴忠毅公簉室张夫人传》所言，当战后亲人找到他尸骨时，发现“膝盖骨刮去，齿击碎，摇落强半，舌不存矣”。

见此惨状，他所钟爱的张夫人“哭伏地，绝而复苏者再”。正是因为对吴阿衡的事迹深为了解，彭而述将其与颜杲卿、嵇绍等忠烈之臣相提并论。

墙子岭被突破后，清兵纵横驰骋，深入内地。慌乱的崇祯，先后急调镇压起义军的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保卫京师，洪承畴继任蓟辽总督。

顾了这头儿，另一头儿又出了事。张献忠、罗汝才等再次反叛，李自成也重新强大起来。

中原板荡，回乡路阻，想让吴阿衡归葬，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