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本身蕴含着文艺发展的积极因素。先秦诸子思想丰富博大，墨子“非乐”，但承认音乐的美感作用，“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都能令人愉悦，只是由于制造这些东西以及演奏活动，必将“亏夺民衣食之财”，所以“非之”；庄子虽然否定文学艺术，但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文采飞扬，本身就堪称“大美”。正如郑军健在《中国书法理论与先秦两汉魏晋学术思想》中所说，在魏晋文学觉醒时代，庄子丰富的思辨哲学对萌芽中的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然”、“虚无”、“形神”等论题，成为基本的审美取向，这大概是庄子所始料未及的。

太学石经残块，出土于汉魏洛阳城南太学村。熹平石经代表当时最高书法成就，其中一部分由蔡邕书写。

    邙山上的东汉皇陵。好玩好动、卖官鬻爵、创办鸿都门学、将马扎改进为椅子凳子的汉灵帝，在走过复杂纠结的一生后，大概走进了邙山这陵墓里才消停下来。

    “‘请君只看洛阳城’系列·觉醒时代”之二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学术顾问洛阳师院教授、副院长张宝明

    引子

    赵壹《非草书》，被视为最早的书法批评论文。不过，赵壹不是从审美角度，而是拿着一把叫做“实用”的尺子来量草书。这是典型的儒家立场，不只对书法，对一切文学艺术，儒家都是“一把尺子量到底”。

    汉代之前，中国没有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有关文艺的思考，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中。大约由于时代局限，先秦诸子都没有给文学艺术以足够的地位。

    墨家“尚质”、“尚用”。关于文艺，墨子最著名的观点是“非乐论”，认为音乐这些东西无用、无价值，只会耗费钱财，影响生产，提倡这些东西只会导致“国家乱而社稷危”。

    法家对文艺也不“感冒”。韩非将人工美和自然美对立起来，认为和氏璧、随侯珠都不要雕琢，西施也不用化妆美容，只有不美的东西才会有文饰的必要。他极其注重功利，认为艺术品都无实际效用，非但无用，还会影响法制，所以要“息文学而明法度”。

    至于我们现在看来浪漫飘逸的庄子，对文艺的否定更加彻底。道家的基本观念是顺应自然，崇尚无为，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不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干涉万物。庄子认为雕琢玉器是残害灵性，演奏音乐是影响自然的和谐。总之，一切艺术品的创造都是违反自然的。

    相比之下，儒家最崇尚文艺，诗书礼乐在礼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他们只是看重文学、音乐等为政治、为礼教服务的作用，将其作为礼治的附庸，狭隘地强调其政治功能和社会作用。而书法等因与教化没有直接关系，则基本被忽视。

    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董仲舒创今文经学，将儒学神学化，并最终成为谶纬神学。在这个时代，文学艺术更成为附庸，辞赋背离楚辞传统，成为“歌功颂德的御用贡品”。东汉晚期，经学琐碎而僵化，世家大族门规森严，社会道德伪善化倾向显著，所谓“乡原遍天下”。

    所谓物极必反，“文的觉醒”在这样的环境中萌芽，以其生动和真诚，积聚能量，酝酿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突破。

    所幸，中国文化本身蕴含着文艺发展的积极因素。先秦诸子思想丰富博大，墨子“非乐”，但承认音乐的美感作用，“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都能令人愉悦，只是由于制造这些东西以及演奏活动，必将“亏夺民衣食之财”，所以“非之”；庄子虽然否定文学艺术，但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文采飞扬，本身就堪称“大美”。正如郑军健在《中国书法理论与先秦两汉魏晋学术思想》中所说，在魏晋文学觉醒时代，庄子丰富的思辨哲学对萌芽中的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然”、“虚无”、“形神”等论题，成为基本的审美取向，这大概是庄子所始料未及的。

    “文的觉醒”最初悄然发展，直到汉灵帝开办“鸿都门学”，以书法、辞赋选拔人才做官，才触动世家大族和儒学士大夫，引起激烈论争。围绕“鸿都门学”展开的论争，成为东汉晚期重要的政治事件。

     世界最早的艺术专科学校

    汉魏洛阳城的太学，可以说广为人知。东汉时太学的学生达到3万人，这样的学校规模，直到现代才被超越。

    相比之下，故城另外一所学校——鸿都门学，就罕为人知了。这所学校存在的时间很短，史书记载也较少，真如“鸿爪雪泥”，模糊难觅。

    这所学校因设在“鸿都门”而得名，这座门在哪儿，史书并无明确记载。汉代洛阳城十多座城门，没有叫这名儿的，有人根据史料记载的“鸿爪雪泥”考证，查出来鸿都门是东汉皇宫的一座宫门，但具体位置有几种说法，莫衷一是。在现在的汉魏洛阳城，更难以寻觅其踪迹。

    无论如何，一所学校设在宫门，在当时应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所学校的确不同寻常，它不但挑战太学，挑战儒家，也挑战根深蒂固的选官制度。

    鸿都门学开设于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是汉灵帝亲自办的学校，开始招收的是儒生中擅长写作文赋的，“本颇以经学相招”，但迅速变了风格，下令各州郡“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前来参加考试，很快扩招至上千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一些书法家，如师宜官、梁鹄等。这种学校前所未有，因此有人称之为“世界最早的艺术专科学校”。这个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待遇好得出奇，优秀的学生更是平步青云，“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如梁鹄先出任凉州刺史，后被拔擢为选部尚书。

    东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艺术专科学校”？研究者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这纯粹是因为汉灵帝“好玩”。

    汉灵帝有昏庸之名，他明码标价卖官鬻爵，他宠信宦官，名言是：“张常侍乃我父、赵常侍乃我母”。但此人也有另一面，他是一个兴趣广泛、想象力丰富、乐于尝试的人。他曾在后宫开办集市，令宫女们卖菜卖肉，自己也穿着商贾的衣服凑热闹；他“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尤其引进胡人的“马扎”，加靠背改成椅子，加四条腿改成凳子，由此改变了中国人“跽坐”的习惯。灵帝对文艺尤为偏爱，好作赋颂，曾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出于对文艺的爱好，他创办了鸿都门学。

    也有人认为，鸿都门学创办的缘由并不如此简单。当时东汉社会矛盾重重，宦官、外戚、儒家士大夫三种势力纠结缠斗，宦官为了培植政治势力，与清流士大夫形成对抗，撺掇灵帝开设鸿都门学。

    无论如何，从鸿都门学学士中选拔官员，很快招致士大夫们的激烈谏议。这样选官，不仅考察内容由儒术、道德改变为向来视为末技的辞赋书画，考察形式也完全改变了汉代乡举里选的选才程序。

    杨赐、蔡邕、阳球等著名清流士大夫纷纷上书反对，但他们的着眼点并不一样。杨赐与阳球等根本看不上那些没有显赫出身、不习儒学、仅“工书鸟篆者”，他们不惜对鸿都门学的学士进行人身攻击，认为他们“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更认为他们品德统统不好，“郄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

    相比之下，蔡邕的态度就缓和得多，他只是认为不应该选拔这些人做官，工书鸟篆是“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

    蔡邕的态度很有意味。他本人就精于书法，相传他曾于鸿都门见工匠以垩帚成字，由此创“飞白书”，后世评其“得华艳飘荡之极”。蔡邕写有《笔论》、《九势》等，论述自己挥洒笔墨所体会到的意趣，总结书法创作和欣赏的经验，敏锐地涉及书法艺术的审美本质和创作规律，是早期书法理论的重要著述。他反对汉灵帝提高书画辞赋地位的做法，却被鸿都门学的书法深深打动，据说他曾“入鸿都门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如郑军健所论，“正统儒家的理智和艺术家的冲动，在蔡邕身上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说明儒家文艺观的强大，也标志着书法从实用向艺术演进的不可遏止”。

    由于士大夫的激烈反对，鸿都门学很快没了下文，甚至什么时候废止也没有记载。

    曹操痴迷书法

    鸿都门学存在的时间很短，但这个“艺术专科”学校的出现，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诸多争议。贬之者将其等同于卖官鬻爵，认为开了以文艺才能选拔人才的先河，导致中国社会“世之趋而日下”。

    以现在的眼光看，鸿都门学的出现，并不只是汉灵帝肆意妄为的产物，文学艺术日渐独立与觉醒，是其产生的深厚文化背景。儒学士大夫中，爱好文学艺术也已渐成风气，蔡邕就是例子。而鸿都门学无疾而终，反映了儒家正统观念和世家大族势力的强大。伴随着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经学统治趋于衰落，社会思想趋于开放和自由，文学艺术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进入艺术的自觉时代。动乱的政局与繁荣的文学艺术，形成鲜明的对比。

    鸿都门学学士中，师宜官、梁鹄最为著名，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当的官大，更因为书法成就大。师宜官在进入鸿都门学之前名气就极大，有人评价他的书法“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鹄是师宜官的学生，后来成就很大，曹操十分喜爱他的书法，认为超越了师宜官，常把他的字悬挂在帐中观赏。曹操是著名的书法迷，观赏梁鹄的字，他能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太祖（曹操）忘寝，观之丧目”。曹魏营建洛阳时，皇宫内殿堂楼阁的匾额，都由梁鹄题写。

    曹操对书法的酷爱，使他与当时一流书法家钟繇、邯郸淳、韦诞等，都有着深厚的友谊，据《书苑菁华》记载，他还救过钟繇的命。有一次，曹操与钟繇、邯郸淳、韦诞、孙子荆等书法名家聚会探讨笔法，钟繇见韦诞座上蔡邕的《笔论》，顺手拿了翻阅，顿时爱不释手，要借走细读，但被韦诞拒绝。事后钟繇千方百计求借，韦诞都没答应。钟繇更想看，急火攻心，又懊恼又无奈，三天不思寝食，捶胸长叹，以致胸口青紫，口吐鲜血，命悬一线。曹操得知，派人送来五灵丹，才救了他的性命。此后，钟繇一直耿耿于怀，韦诞死后，他派人夜盗韦诞之墓，才得到《笔论》，遂了心愿。

    曹操是个旷达不羁的人，文学艺术造诣极深。在东汉末年的大动乱中，这样一个人强势崛起统一北方，其个性和文学艺术方面杰出的才华，无疑对“觉醒时代”的到来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