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重行行，与君相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匆复道，努力加餐饭……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诗句，沉郁悲凉、温厚缠绵、浑然成天。从刘勰、钟嵘开始，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夸起《古诗十九首》都毫不吝啬，钟嵘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更有人称之为“千古五言之祖”。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凄已绿……”古诗十九首吟唱的“高又长”的东城墙，如今只留存这低矮的一段。

    “‘请君只看洛阳城’系列·觉醒时代”之三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学术顾问洛阳师院教授、副院长张宝明

    引子

    “洛漂”与《古诗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与君相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匆复道，努力加餐饭……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诗句，沉郁悲凉、温厚缠绵、浑然成天。从刘勰、钟嵘开始，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夸起《古诗十九首》都毫不吝啬，钟嵘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更有人称之为“千古五言之祖”。

    但奇怪的是，这么杰出的诗篇，竟然没人知道作者是谁，不是一两首“佚名”，而是十九首都“佚名”。

    众多研究者根据诗歌风格、思想内容，以及诗中提到的地名，基本确定这些诗均写于东汉晚期。

    古诗十九首很少写到地名，但至少有三首写到了洛阳：“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照常理推测，没有提到地名的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洛阳创作的。

    据史书记载，当时洛阳太学学生达3万人之多，而按照汉代的选士制度，各地推举的孝廉、秀才、童子，都要送到京城考核选用，因此，洛阳有大批游学、游宦的人。套用现在“北漂”一词，这些人可称为“洛漂”。

    东汉晚期，政治黑暗，社会矛盾纠结，众多“洛漂”远离家乡，漂泊蹉跎，仕进无门，离愁别绪、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成为他们深刻的生命体验。如李泽厚所说：“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看起来颓废、悲观，但却深藏着对人生的眷恋，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

    这是人格意识的觉醒。在漂泊困顿之后，追求幻灭的痛苦，带来心灵的觉醒，曾经神圣无比的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显得虚假无比、令人厌倦。如李泽厚所论：“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古诗十九首》可说是觉醒时代的一抹曦光，那批诗人的创作实践，开创了魏晋诗歌才情并重，以气驭才，以才达气的优秀传统，他们对生死存亡的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也在魏晋诗歌中延续、回荡。

    他们在开启一个时代，但当时却是边缘化人群。后来被认为“一字千金”的作品，在当时不过是雕虫小技，即将大行其道的五言诗，也被儒家士大夫视作“俳优倡乐多用之”的俗体，所以，他们籍籍无名。而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只要能写出这样水准的诗歌，即使不当高官，没有功业，也能扬名立万。但这个时代的到来，却伴随着巨大的社会灾难。在那场灾难中，曹操强势崛起，带动社会风尚发生深刻变化，成为觉醒时代到来至关重要的推手。

     唯才是举撼动儒家根基

    “魏晋思想活泼，精神自由，潇洒奔放，甚至放浪形骸，与东汉的拘谨固执、严守礼法迥然不同。社会风尚的巨大变化，曹操起到了重要作用。”接受采访时，洛阳师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毛阳光博士、文学院副院长王建国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两位学者认为，曹操厉行法术，唯才是举等政治措施，对汉魏之际社会文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曹操的思想观念和个性，应该是青少年时代在洛阳形成的。他20岁出任第一个官职——洛阳北部尉时，即奉行法术之治，不惧压力，杖杀大宦官蹇硕的叔父。从20岁到60多岁，他一直如此。凭借“揽申、商之法术”，曹操在军事上建立了一支号令严明的军队，政治上加强集权统治。陈寿《三国志》总结他成功秘诀，主要就是三句话：“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

    曹操推行法术之治，客观上改变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激活了被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名、法、道诸家。

    东汉以来，选拔官员一重礼法德行，一重门第阀阅，曹操力纠其弊，只看重个人才能。他所提拔的人，很多不符合儒家标准，郭嘉“不治行检”，王粲、杜畿、裴潜等人为人“通脱”、“疏诞”、“不修细行”。曹操选人只用一把尺子：才能。

    曹操曾三次发布求贤令，明确要求打破儒家道德观念束缚，“唯才是举”，甚至“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必须“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其实是公然挑战儒家标准，挑战两汉数百年传统。

    曹操厉行法制、唯才是举，一般认为是时势使然。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却认为并不尽然，因为刘表、袁绍等人不管施政、治军、用人，都仍借重传统儒学。曹操的重要谋士荀彧本来是袁绍的人，看不惯袁绍“繁礼多仪”等毛病，认为难有作为，才投奔了曹操。官渡之战前，曹操处于明显劣势，但郭嘉却料定袁绍必败，理由是“绍有十败，公（曹操）有十胜”，其中第一条也是说“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然后还有“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原为用”。袁绍的弱点，都是因为东汉儒家士大夫的老毛病。

    的确，两汉数百年“独尊儒术”的传统，并没有因东汉的衰落自行崩溃，曹操加的这把劲儿，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刘大杰所说，曹操的用人政策“正式毁灭了儒家的仁孝学说。而仁孝学说，又是儒家思想的根底”。所以，对于“魏晋时代士风的转变，曹操确是要负相当的责任”。

    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操的政治取向，与他的家庭背景大有关系，“东汉与曹魏，社会风气道德标准改易至是，诚古今之巨变。而所以致此者，固由于魏武一人之心术，而其所以敢冒举世之大不韪者，则又因其家世传统少时熏习有以成之也”。

    宦官家庭造就个性曹操？

    曹操出身宦官之家，他父亲是太监曹腾的养子。在陈寅恪看来，这样的家庭背景造就了曹操特殊的个性、爱好和价值取向。

    这样的家庭出身，是被世家大族所看不起的，袁绍的讨曹檄文，就骂曹操是“赘阉遗丑”。在极重门第的社会氛围中，曹操常受鄙薄和羞辱，南阳人宗世林“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曹操执掌大权、总揽朝政后，曾“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宗世林答道：“松柏之志犹存”。

    宦官在东汉为祸极深，向来被人贬抑鄙薄，但历史总是出人意料：这个群体中，竟然萌生了时代新变的因素。

    东汉末年，洛阳城内掌权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宫中宦官，一类是朝廷士大夫。陈寅恪分析说，士大夫“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

    而宦官多出身寒门，没有世家大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素养，政治观、人生观、为人作风与士大夫格格不入。陈寅恪认为，“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

    曹操入仕后，极力向士大夫靠拢，也赢得了著名士大夫桥玄、何颙等人的看重，但家庭出身毕竟使他较少受传统儒学的约束。

    那时的世家大族极重礼法，讲究的是严肃方正、一丝不苟。如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司马懿之父司马防训导诸子甚严，“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儒学大族门风大抵都是如此。

    而曹操家属于寒门新贵，没有这样严格的礼法传统，他幼年受到的家庭约束很少，“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由此可见，儒家礼法对少年曹操完全不起作用。

    家风对曹操的性格影响深远，他一生任情率真，不拘泥于礼法，这种性格当时称为“通脱”、“简易”或“任性”。

    即便执掌大权后，曹操仍“为人佻易无威重”。他“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沾一脸菜水后，别人指着他大笑，他自己也狂笑不已。

    家庭背景也影响了曹操的个人爱好。汉代以经术取士，士大夫子弟埋头经学以求功名利禄，各种才艺之事被视为雕虫小技。东汉中后期，书法、诗歌、音乐等悄然兴起，不看重经学的宦官很快接受了时代风气之变，导入宫中。受此影响，皇帝也“皆好才艺”，“鸿都门学”的设立正渊源于此。由于家庭环境关系，曹操深受汉末宫廷风尚的浸润，对音乐、围棋、书法、方术、建筑、药物、养生等，曹操怀有浓厚的兴趣，艺术造诣也很高，“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

    当然，在诸多才艺之事中，曹操最重视的当数辞赋创作，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即便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也是一流的诗人。

    在曹操的影响下，他的儿孙大多任情放达，喜爱文学，才华最突出的是曹植。曹操一度曾因曹植才华出众想让他“接班”，足见他对文学才能是多么看重。

    曹操浓郁的兴趣，显然推动了文学的发展，文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