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书斋所藏《汉书》
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其中不少与洛阳相关:或由洛阳人所著,或所述的为洛阳事,或成书于洛阳……在那些发黄的纸张背后,闪耀的都是智慧的光芒。在本系列中,我们选取部分古籍,看看它们当年的模样。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
——《汉书》
子承父业著《汉书》
“史之良,首推迁、固。”在史学家的心目中,班固的《汉书》和司马迁的《史记》地位同等重要。事实上,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它们的“联系人”就是班彪——班固的父亲。
班彪出生在西汉末年,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他出身望族,家多藏书,是著名学者。当时有不少人续写《史记》,他也“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65篇”,这就是《汉书》的雏形。
可惜,书未著完,52岁的班彪便病故了。当时是公元54年,他的长子班固23岁,还在洛阳太学读书。
班固自幼聪慧,“能属文诵诗赋”,长大后博览群书,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才子。父亲去世后他便离开洛阳,回到扶风老家居忧。在此期间,他看到班彪“所续前史未详”,便立志子承父业,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没想到,差点儿为他招来一场大祸。
原来,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汉明帝一生气,班固便被关进了大狱,书稿也被查收。好在他的弟弟班超赶到京师洛阳,向汉明帝讲了父兄著史的本意。汉明帝看了书稿,发现班固是被冤枉的,就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后又提拔他为校书郎,让他校订朝廷藏书,同时继续在洛阳修史。
应该说,朝廷待班固还是不错的,只是他满腹才华,只能当个小小的郎官,心里难免不平衡。公元89年,58岁的班固投靠了窦氏家族,他随窦宪北征匈奴,在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为其撰《封燕然山铭》,刻石记功,回来后又进入窦宪幕府。
跟窦宪走得太近,并未给班固带来多少好处。公元92年,功高震主的窦宪被迫自杀,班固也被洛阳令种兢落井下石,害死在狱中,时年61岁。而此时,《汉书》还未完成,汉和帝便命其妹班昭续写。班昭参考洛阳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在同郡人马续的协助下,完成了剩余“表”“志”的撰写。
开创断代史体例
《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人们发现,它虽在体例上参考了《史记》,却有许多创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记述了数千年的历史。而《汉书》又称《前汉书》,记述的历史上起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前后共230年。它以朝代为断限,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后来历代史官修正史,无不参照《汉书》。
从内容上看,《汉书》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等,对许多原始史料都原文录入,因此极具史料价值。比如《贾谊传》中的《治安策》、《公孙弘传》中的《贤良策》等,都是《史记》所未收录的。
另外,《汉书》新增了《刑法志》《五行志》《艺文志》等,许多条目的内容贯通古今,并不局限于西汉一朝。比如《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还有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比如《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而正史中专列《地理志》,也是从《汉书》开始的。
在班固生活的时代,汉朝版图辽阔、国力强盛,陆海交通发达,原有的地理著作早已无法满足需求。于是,《汉书》专门列出《地理志》,以疆域政区为框架,记录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包括行政区划、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等,为后世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后来,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及全国地理总志,都在很大程度上对其进行了仿效。
难得“文赡而事详”
毫无疑问,《汉书》的价值和地位,非后世一般史书可比;班固的文学才华,也非后世一般史官所能及。即便这样,后人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褒的就不用说了。班固与司马相如、扬雄及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他在《汉书》中也多用工整的排偶句式,遣词造句十分典雅。然而,宋人郑樵在《通志》里批评他,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班固学识渊博,再怎么也不可能“全无学术”吧?这话显然太绝对了。
写《后汉书》的范晔,对班固的评价就中肯多了。他说:“(司马)迁文直而事核,(班)固文赡而事详。”他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也就是说,班固叙事理性,行文有条理,能交代清楚一件事的本末始终。但是,他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意思是说,班固在看待义利生死上境界不高。
确实,在《史记》中,司马迁写的平原君、聂政、荆轲等,都是轻生重义之士,加上“太史公曰”那直抒胸臆的点评,读来总能令人热血沸腾。而《汉书》呢?不知是因为班固太理性,还是因为他“迷于世事”,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好在他做到了“文赡而事详”,这已极其难得。
“在《汉书》的各版本中,最早的是刻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的淳化本,今已不存。”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说,淳化本后,北宋又有景佑本、宋祁手抄本、熙宁本、宣和本。其中景佑本为现存最早刻本,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经流传已不完整。南宋时有庆元刻本100卷,是以宋祁本为基础,参考熙宁本等刻成的,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明国子监本、清武英殿本均承袭此本。
“白河书斋藏有明代《汉书评林》,还有清同治八年金陵书局仿汲古阁刻本《汉书》,这两套书都来自陕西韩城司马迁故里。”晁先生说,当时自己有一套明末程正撰刻本《史记》,韩城的书友很想拿《汉书》交换,他想,《汉书》历时近半个世纪才完成,与洛阳有着不解之缘,就同意了。
“这样,《史记》回到韩城,《汉书》回到洛阳,大家都高兴。”晁先生笑着说。(记者 张广英)(图由晁会元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