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将魏晋与先秦相提并论：在经历长时期的巨大社会动荡之后，伴随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大解体，出现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发展、社会大转型。两个时代的不同在于，先秦侧重理性思考，最终形成儒、道、墨等诸子百家思想体系；魏晋则热衷感性探索，“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个时期创造的文学艺术成就，“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东大郊村的这个院落，安置着“国保”级文物辟雍碑。

魏晋碑刻精品辟雍碑

    “‘请君只看洛阳城’系列·觉醒时代”之一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学术顾问洛阳师院教授、副院长张宝明

    引子

    大时代

    在数百年时间里，汉魏洛阳城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之都、时尚之都。尤其从东汉晚期到魏晋，中国文化发生大转折，这座大城里萌生的新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常有人将魏晋与先秦相提并论：在经历长时期的巨大社会动荡之后，伴随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大解体，出现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发展、社会大转型。两个时代的不同在于，先秦侧重理性思考，最终形成儒、道、墨等诸子百家思想体系；魏晋则热衷感性探索，“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个时期创造的文学艺术成就，“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具体地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发现了汉字字形之美、汉语音韵之美、大地山川之美，乃至自身形体之美。他们以初恋般的狂热，投入文学、书法、音乐、绘画、雕塑的创作。

    在此之前，文学不过是“辞赋小道”，只是经学和政治的附庸，不登大雅之堂。汉武帝喜欢辞赋，那属于不正当爱好，是要被大臣唠叨的。至于书法、绘画等，更是“小技”而已。

    在此之后，文学艺术登堂入室，文学尤其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致隋唐以诗赋取进士，以致唐诗宋词光芒万丈。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鲁迅先生称之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李泽厚先生则称为“人的觉醒”。文化艺术摆脱了“实用”和“功利”，成为文人士大夫表达生命感悟、幽雅情感、卓越人格的载体，成为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其超凡脱俗、简淡玄远的美感追求，奠定了1600年来中国美感的基本趋向。

    汉魏洛阳城早已还原为原野，曾经的宫殿区如今是无边的麦苗，倾颓的城墙上衰草连天野径幽寂，城南的洛河则消瘦寂静……在这早春的季节，我们徘徊在故城内外，徘徊在曹植、何晏、嵇康、陆机、潘安们曾经生活和呼吸的所在，隔着久远的年代，我们已无黍离之叹、麦秀之悲，隔着久远的年代，我们也难以想象，如此质朴的田园，曾经承载那样一段岁月：葱茏葳蕤、洒脱飘逸、逸伦超群、风雅绝代……

     古碑曾是“提款机”

    偃师市东大郊村是个普通的村庄，却因为拥有一件“国保”当“镇村之宝”而又非同一般。

    在如今的交通格局中，东大郊显得很偏僻，村庄不临主干道，周围乡村道路迂回曲折。进入村庄后，司机师傅直感慨：如果没有故城文保所工作人员陪同，这地方还真难找。

    我们是来寻找一件“国保”级文物——西晋辟雍碑。

    村内小街北，一处院落门头写着“太学国宝”四个大字，大名鼎鼎的辟雍碑就保管在此院内。村民李良杰打开两道门锁，神秘的古碑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碑高3米多，宽1米有余，碑首、碑身以整石凿成，碑额隶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碑”等二十三字。正面刻碑文1500字，记述晋武帝设立学官、兴办太学、亲临辟雍视察讲演以及皇太子再次莅临之事，并追述了司马氏建国的历史，称颂司马氏的才略；背面则刻学官、博士、礼生、弟子400余人的姓名和籍贯。

    这是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晋代石刻，因曾埋于地下1000多年，保存较好，文字无漫漶，其刻字笔势遒劲，波磔郑重，是晋代八分体隶书的精品和代表作。

    如今这碑正反两面都呈墨色，明显是长期拓印留下的印迹。指着这些墨色，李良杰谈起辟雍碑跟他们村难解的渊源，这块碑被村民视为“镇村之宝”，是村庄的骄傲，虽然好几次差点被运走，但最终都被村民留了下来。

    东大郊位于汉魏洛阳城南，太学、辟雍等礼制建筑遗址都在该村范围内。1931年，黄姓人家在村北打墓时，偶然挖出了辟雍碑。当时东大郊隶属洛阳县第六区，区长李之斌是该村人，他听说此事，带人前去查看。那时候太学石经时常出土，都是残块，每个字能卖五块大洋，因石碑太大不好运走，有人建议砸成碎块零卖，但李之斌不同意，他组织人深夜前往，用滚木挪动石碑，两三公里的距离，“一黑地（一夜）弄回来”。

    东大郊发现辟雍碑的消息，很快传开，有古董商前来商议购买，开的价儿很让人震撼：不查数，半人高的布袋，随便装，能扎住口为止，十布袋。装钱的时候，李之斌最初的眩晕消失了，他问买家：“你买这弄啥？”买家：“打字帖（即拓印）。”李之斌咬咬牙：“那不卖了，我们自己打字帖。”

    此后十来年，辟雍碑成了“提款机”，没钱用了，就打拓片，拿到北京卖，一块大洋一张。辟雍碑书法被视为精品，深受书家喜爱，拓片十分畅销。

    1948年，郭沫若在北京发现了辟雍碑拓片，他爱不释手，当即作出判断，这碑该出在“大郊”。1958年麦熟的时候，郭沫若专程来到东大郊看这碑，为了他的到来，洛阳市文物局盖起木碑楼安置辟雍碑。郭沫若仔细查看古碑，流连忘返。当时陪同的人极多，场面十分热闹，成为东大郊老一代人难忘的记忆。

    1987年，偃师有关方面想把辟雍碑拉走，已拆了木碑楼，村民纷纷反对阻拦，碑没有被拉走，却失去保护，风吹日晒了10多年。2001年，偃师再次准备将碑拉走，村里老头们忧心忡忡：“这回拦不住了，下的有红头文件。”于是有人问：“他们拉走干啥？”“说是要保护。”“那咱保护！”于是村里集资两万多元，专门为辟雍碑盖了一所房子，将碑留在了村里。从那时到现在，辟雍碑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东大郊父老对辟雍碑的珍视，十分难得，而这块古碑留在汉魏故城地面上，也是“得其所哉”。一千六七百年前，这块土地曾拥有无数书法珍品，熹平石经、正始石经以及城门、宫门大量的匾额，都是最杰出的书法珍品。实际上，正是在这块土地上，中国书法五体俱备，并摆脱“实用”和“功利”的牵绊，成长为源远流长的艺术体系。

    如今，无数辉煌的书法作品都消散在历史烟云中，辟雍碑保存在这片土地上，也算是对那段历史的纪念。

    人们疯狂爱上汉字

    汉字的书写史十分悠久，甲骨文、金文和各种先秦石刻，都具有明显的艺术韵味，但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直到东汉，实用书写与审美书写开始出现分化，逐渐成为中国独有的艺术。在东汉首都洛阳，人们对汉字的线条产生了初恋般的迷恋，爱得热烈而纯真。

    厦门大学宋明信先生在他的《论中国书法艺术的自觉》中，分析了书法成为艺术的过程。两汉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字的书写和运用空前频繁，“能书”成为选拔各级文吏必须考核的内容，写字跟仕途挂钩，自然引起读书人的重视。实用书写要求快速便捷，促使字体突破秦朝小篆，产生了隶书、草书等多种字体。到东汉晚期，篆、隶、草、行、楷五体俱备，并出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汉字书写开始与文人情趣相融合，遂成为独立的艺术形态。

    在各种书体中，东汉晚期人最迷恋的是草书，最早的书法理论也是关于草书的。

    最初的草书保留隶书笔法，字字独立，为区别于后来连绵纵逸的“今草”，这种书体被称为“章草”。“章草”因成熟于汉章帝时期而得名，第一位写章草闻名的人叫杜度，“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书”。唐代张怀瓘在书法名著《书断》中说：“杜草盖无所师，郁郁灵变，为后世楷则，此乃天然第一也。”

    后来崔瑗师法杜度，卓然成家，而张芝师法杜、崔，“转精其巧”，集当时草书技巧之大成，创为今草，被汉魏之际书法家韦诞誉为“草圣”。

    最初几位草书大家，都与洛阳有着不解之缘，崔瑗曾长期游学洛阳，与马融、张衡结下深厚友谊；张芝则随在朝为官的父亲，长期在洛阳生活，正是文化之都的沃土，成就了这几位书法家。

    草书的即兴发挥，及其愈来愈复杂的用笔技巧，让当时不少人沉迷玩味，醉心其中，汉字线条的曲折变化，让他们发现了无尽的美感。

    据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记载，张芝学书即如醉如痴：“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张芝之后，更多的人痴迷草书、孜孜不倦，因沉迷写字而“唇齿常黑”，当畅想汉字线条飞舞变化而手中无笔之时，他们情难自禁，“展指划地”，“以致指爪摧折，见骨出血，犹不休辍。”辞赋家赵壹在他的《非草书》中，用这样生动的文笔，描绘那些痴迷者。

    赵壹的《非草书》是最早的书法批评论文，他看不惯那些痴迷者，认为书写就是为了实用，这些人属于“走火入魔”，这种现象“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

    尽管草书的兴起遭遇了正统学者的批评，但飞动起来的汉字线条，以难以阻挡的魅力波澜起伏、飘逸飞扬、风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