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我很喜欢书法、篆刻,写字和刻印的过程中可以感到人生的快乐,但我的子女未必能感到这种快乐。如果我逼着他们走这条路,或许不是他们本性的选择。另一方面,我走这一步是偶然,我的兴趣、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融在一起,我是幸运者。我靠书法篆刻安身立命,过到了小康生活,是因为我的职业和我的兴趣相投,是因为我的职业和市场相结合。但现实太残酷了,毕竟像我这样的幸运者占的比率太小了!
我的女儿是学外语的,儿子是学电子工程的,都读到了博士,生活应该是没问题的。他们从小都学习过书画艺术,但随着课程的增多都放弃了,但文化修养、艺术欣赏方面应该也是可以的。我希望我的子女是文化人,是知识阶层,是对社会有建树的人,但不必要局限于书画这方面。
薛:您觉得一个书法家的标准是什么?
李:最起码是一个文化人,文化人是广义的,他和学者不同。学者是在某个专业有所建树,书法家是书法方面的学者,是创作技巧方面的学者,是碑帖把握方面的学者,是书法理论认识方面的学者。如果纯粹注意技巧,对技和道容易把握不好,上升不到高层次,很可能是越走越庸俗。因为书法本身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最根本的条件就是一个文化人,有修养,有思想深度,而不仅仅是写字匠。另外还要有临池功夫,功夫不到,说的再巧也没用。
作为现在的书法家更增加了一种社会因素,比如要有一种社会活动能力。如果写的好,没人知道你还是不行;如果善于在媒体上表现,那么就不一样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但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无法脱俗,完全脱俗就无法生存。但完全从俗,可能人格就扭曲了,所以,人生应该是对“度”的把握。
薛: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李: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我各个时期都有对我产生影响的人。小时候做工时,我的师傅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对我很严厉,如果干不好,他就用脚跺人,直到你干好为止。但是,当我一个工友干活中意外死去,师傅却能把一生全部积蓄给工友的家属,然后回老家种地,再也不干了。他非常富有同情心,同时却很粗鲁、没文化,他给我的是人格影响。
我在读书方面受影响的是万子英先生,他是日伪时期一个报社的编辑,后来就背上历史问题的包袱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混饭吃的,有一肚子学问。在最困难时期,独自一人注楚辞,写剧本《李白》,虽然都没有发表。但他在逆境下那种读书治学的方法和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也深深地影响着我。
早期在书法笔法方面,杨公亮先生对我的也产生了影响,关于对书法的认识、笔法方面的建树,我在写沈尹默的文章时就是受他的启发。他是一个修养很好的一个人,当时我们住的很近,我经常跟随他集中在李悦民家学书法,我是年龄最小的成员,那个学书环境对我影响很大。
各个时期,不同的老师从不同的方面给我不同的教诲,从做人方面、治学方面、对艺术的认识、包括个性的形成,都使我获益匪浅。
薛:您除了书法、篆刻、文学以外,还有其他什么爱好?
李:我还爱好体育,我非常喜欢长跑和游泳。我40多岁时,每天起床还能跑5000米。另外是游泳,因为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可能姿势不好看,但我能在水里游几千米。我喜欢的体育项目,都是一个人的项目,对我的意志进行锻炼。当我长跑时,有节奏的呼吸使我能感到与大自然的交流。
现在我喜欢看“美女与野兽”。我看电视从来不看电视剧,除了新闻以外,就看这两个。“野兽”就是拳击,我是中央5套的忠实观众,尤其每星期天中午的拳击比赛我是场场必看。大家不会相信,我订的有《拳击与格斗》杂志,我懂其中的门道。小时候,我参加过业余摔交班,骨头摔断、手腕摔断对我是家常便饭,但对我的意志进行了锻炼。美女呢,就是女子滑冰、冰上芭蕾。因为年纪原因,不能从事剧烈运动了,我仍然爱好体育,从观看体育中得到快乐。
薛:您最近有没有新作问世,2006年您有什么计划?
李:现在年龄大了,不想再立一个学术题目艰苦地爬格子,只想干些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今年准备出一本散文集,大概20万字吧。另外想推出一本篆刻新作集,但很难,因为要创作大批作品才能挑出来。平常刻的名章,不是不好,单独看去都不错。但集中在一本印谱里,显然是雷同了,只能表现一种功力,情趣就表现不出来了。这就必须单独搞创作,往往刻十方,可能成功一方。这就需要大量的艺术劳动在里面。这本《李刚田篆刻精选》,有一半是从以前发表过的印谱里挑出来的,一半则是新作,大概会上五一书市。再就是自己出一本《李刚田书法篆刻新作集》,不打算卖,只在同道之间交流。
还有前两年编好的《中国篆刻技法全书》今年也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去年编的《历代篆刻技法解析》12本也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我是这两本书的主编,我也参与写了一部分,反复的审定,体例的制作,都耗费了我大量心血。另外我写的《篆刻篆法百讲》今年也会出版。
因为我还有很多社会活动,省里的几个重要展览要参加,但愿身体不出麻烦,这些工作对于一个60岁的老人已经够意思了。【原标题:学海浩茫见精微——访书法家李刚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