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的郑州，春寒料峭，到处一片灰蒙蒙的。但笔者心里热乎乎的，因为和李刚田先生敲定了采访事宜。这次采访，虽然已经提前和李刚田先生打过招呼，但因为过春节等杂事，一直未能成行。25日这天，其实李先生还在省书协开会，但笔者电话联系后，李先生很爽快的答应了采访要求。下午2时，笔者按时来到了“宽斋”，和李先生短暂的寒暄后，就开始了下面的采访。

    薛：有人称您为“中原第一刀”，指您在篆刻方面的成就。请您谈谈您学习篆刻的经历。

    李：“中原第一刀”这个称呼实在不敢当，因为我前面有很多老前辈，更年轻的一代比我思路更开阔，局限更少，刻的更好。这个提法我也不喜欢，有点江湖老大的味道，实际也不是这样的。篆刻不像书法，越老写的越好，它受生理局限更厉害。篆刻创作需要眼睛好、精力好、手刻的准，它的工艺属性比书法强，所以最好的创作期是中年，不能等到特别老。我今年已经60岁了，眼睛不太好，小印已经刻不成了。韩天衡先生曾经说过，他很幸运，老天不薄他。现在他眼还很好，能刻圆朱文，我很羡慕韩先生。

    就我篆刻而言，我是由书法走入篆刻的，我的篆刻中，更多表现的是书法属性。我在用刀的准确、刻的精工方面，我赶不上上海、江浙一带的作者；我又赶不上一些用绘画的眼光对待篆刻，纯粹用形式刻印的作者。我的风格是介乎于这两种之间，用书法来支撑我的篆刻。篆刻本身有四个属性，即印章属性、书法属性、工艺属性和美术属性。就我的篆刻，印章属性和书法属性对我是第一性的。工艺属性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我尽量表现我的书法感觉，表现对古印章理解的感觉，表现金石趣味和书法趣味。从审美选择上，我不希望篆刻过于美术化。我追求印面的疏密、开合，是在古印的审美基础和书法的审美基础上。我没有让作品过于美术化，这是我审美的选择，而不是我的能力所局限。

    我篆刻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在书法中得到灵感的。中原的篆刻艺术不像上海等地，代代相承有门派。中原地带老一代篆刻家如凤毛麟角，相对比较薄弱，整个篆刻队伍只是到了我这一代才逐渐形成。我最开始学篆刻，并没有老师。我哥哥刻印，我祖上是搞文物的，家里能接触到古代印章比较多。我大概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刻印的。那时我能见到的篆刻资料有两种，家藏秦玺汉印之外，刀法却接触到的是齐白石。因为当时看不到其他人的，齐的篆刻当时很走俏，报纸上、台历上等到处是齐白石的印章。我的印少了一种局限，或者说有一种缺陷，我没有接触过明清的流派印。齐白石的印有一种表现性，秦汉印有的是金石趣味。我用刀上追求齐派的表现，但不同于齐派，把齐白石爽利、石花崩落的感觉和金石厚重结合，我一直追求这种感觉。我的这种审美感觉和刀法，影响到后来的许多年轻作者，可以说影响到河南篆刻流派。

    到了80年代书法热兴起的时候，当时篆刻北有王镛、南有韩天衡，二人当然刻的很好，他们的篆刻很走俏。但我认南派篆刻以巧丽胜；北派的篆刻以质朴胜。我当时想出一本印谱，选择在南、北派篆刻之间找一条路。那本印谱主要依靠黄牧甫，表现一种明快、清雅的感觉，结果我成功了。印谱问世，在全国篆刻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这种反响，是风格的凡响，这种风格是我的选择。

    五年后也就是1990年，荣宝斋又准备出我的印谱。这时我对第一本印谱进行了反思，第一本有清气，但缺少了大气；第一本很多巧思，但缺少了平实、大度。那么我在第二本中在清雅中加入了厚重，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又过了五年，我第三本印谱出版了，里面做作的东西更少，古代印式借鉴的更多，书法的趣味纳入的多，在楚篆入印等方面我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使我的印路更宽，主调也更明确。

    后来河南美术出版社出我的书法篆刻集时，其中篆刻卷收入我的印章400多方。我早期的东西没有收入，因为我否定了那些。我追求的是一种平实大度之美，不去追求一种表面化，让人觉得巧在其表的东西。一是金石味道要厚重，二是表现意识要强。表现性不是在章法形式上的美术化，而是追求一种刀石相击的感觉。我更多是追求刀情、笔趣和金石感觉。

    篆刻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是一种追求，但要解脱自己更难，我一直在解脱自己形成的风格上徘徊。

    薛：您的书法属于诸体皆能。请谈谈您学习书法的经历。

    李：我的书法诸体都涉猎，皆能是做不到的。我倾向于静态书体，而拙于动态书体。正书包括篆书、隶书、楷书，是静态的。草书、行书是动态的。文革末期，我曾经狂热的临过怀素的《自叙帖》，能临的很像，写的很疯狂。后来接触到孙过庭草书后，感觉怀素一路草书过于张扬，也单薄了，不适合自己的个性。我书法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美，而不是一种表象的东西。

    我学书起步很早，受家庭的熏陶，大概在4、5岁时就在大人的要求下写大楷、仿影、小楷等。正式喜欢书法是1960年左右，那时我大部分字帖都是自己双钩的，借人家字帖，回来自己双钩，大概攒了100多本，可惜后来都被当作“四旧”烧了。因为河南书法崇尚碑学，二王一路的书风对河南书法影响很小。回想起我的父辈，我的老师的那一辈，他们接触的都是魏碑一路的东西，很少接触帖的东西。放眼河南，东有开封龙亭的康南海恣肆雄强的碑刻，西有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记，自古以来碑学在河南都是根深蒂固的。北宋南迁后，风流都走向了南方，河南只留下了质朴和厚重。

    近代康有为提倡碑学以后，河南作为抗战第一战区，以于右任为代表的碑派高手一时间都出没在河南。这对河南的书风起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著名作家李准，尽管不是书法家，但出手就是一手魏碑字，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人。魏碑等金石书法加上我从事的篆刻，对我书法影响很大。当然我也学过很长时间的唐楷，入门学的是《麻姑仙坛记》、《神策军碑》还有赵孟頫的《寿春堂记》，那时也只能见到这几种帖子，赵孟頫的书法对我现在还有影响。我刚开始写的比较多的是汉隶，张迁、曹全、石门颂都写过，最后从孔彪碑里得到了灵感，主要是疏密变化的灵感。我在写的时候，结构上追求是汉代的平实大度，用笔上追求汉简的飞动自由，让碑的凝重和简的飞动融合在一起。我没有完全学汉简，也没有完全去学碑的斑驳厚重。我楷书最后落脚在魏墓志上。对《张黑女墓志》、《元略墓志》、《元腾墓志》我都下了很大功夫，双钩摹写、放大复印摹写都试过，求一种笔下的定势。

    我的篆书其实起步很晚，从秦汉刻石入手，现在看来那种学习方法很慢。刚开始不知道怎样下手，只是依样画葫芦，很工艺化的描出来。后来接触到清人的篆书，在用笔上受到很大启发。写篆书是一笔一笔的写，而不是一笔一笔的描。写篆书讲究微妙之间的顿挫变化，而不是像李斯小篆那样两头平直的去写。我的小篆主要是受邓石如的影响。小篆分两种流派，一种讲究“不激不厉，风规自远”以李阳冰为代表雍容的，另一种讲究“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计白当黑”以邓石如为代表的。邓石如影响了他以后很多写小篆的书家，我在审美思想上受邓的影响，但我没有直接学他。我的篆书还受到了吴昌硕、赵之谦还有赵叔孺的影响。长期反复的书写，最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面貌。

    总的来说，我的书法追求一种平实大度的静态，追求静中寓动。这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书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