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846），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合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一生作诗很多，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

　　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

　　经典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所书内容为《楞严经》第九卷（局部）。笔画清劲苍古，潇散古润，有二王笔意。

　　释文：“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一贯有“诗教”传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诗歌长盛不衰，创造出不计其数的经典作品。现在有一种新的提法，最早的诗歌集不是《诗经》而是《易经》。诗歌的繁荣关键在于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诗人，尤其是唐宋时期，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秦少游、范仲淹、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他们既是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书法家，只不过书名为诗名所掩盖。诗书不分家。

　　中国诗学文化既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具备了现代精神的阐释路向。“诗”是中国最早兴盛起来的文学样式，最早的文学阐释观念亦由此展开。“诗言志”被朱自清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开山的纲领”。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既是多元的，也是一体的，即“多元一体化”，表现为文字、文化、文明连接在一起，包括历史、哲学、艺术等全部在内，皆以“文”来加以贯穿，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乃其他民族所不具备。

　　书法过去称为“翰墨”，翰是文，墨即书，文是前提。诗书合璧、交相辉映。历代诗人留下很多的“论书诗”，最典型的如李白赞誉怀素的《草书歌行》，其中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等脍炙人口的名句。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大小二篆生八分”，“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影响深远。韩愈《石鼓歌》所言“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世所称颂。许多诗人的书法作品因为各种原因，散佚不见，留存吉光片羽，不过仍能从中领略到书写之美。

　　整个社会的世俗化，专业分工，人才分流，知识结构不断细化而出现专业隔阂。按照如今标准来衡量，文人就是写文章的，诗人就是写诗的，书人就是写书法的，学人就是治学的，这些不过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现在习惯把所有文化人统称为知识分子、专家，与过去的士人、文人不完全对应。士人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统称，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精英群体既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坚守者、传承者。

　　因此，书家不但是诗人，也是文人，更是士人，四者合一。书家复合身份的单一化，最直接的后果表现为修养缺失，书法变成三百六十行之一，理解上存在固化、狭隘化的不足。当然，所谓的身份只是一种标签，说到本质，就是读书人，其中的学人、雅人，成为精神上的先行者。因而真正的文人，必定会有风骨，不可能总是“颂圣”和“应景”。现在出现太多的问题，关键是不读书，学识修养匮乏，缺少人文思考，罕有独立精神。

　　贺知章（659-744），开元初年和吴越人包融、张旭、张若虚以诗文齐名，世称“吴中四友”，因为性格高逸豁达、雍容省闼，与陈子昂、宋之问、孟浩然等人并称“仙宗十友”。贺知章还与“草圣”张旭情投意合，两人经常同游，交往甚密，又为姻亲，时人常以“贺张”称之。

　　代表作：《回乡偶书》、《咏柳》

　　经典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此幅《孝经》（局部）纵26.0厘米，横265.1厘米，是贺知章唯一存世的草书作品，十七世纪后半期传入日本，明治年间由近卫家族进献皇室。

　　《孝经》融入章草而取隶意，气息高古，点画激越，粗细相间，虚实相伴，结体左俯右仰，随势而就，章法犹如潺潺流水，一贯直下，充分地体现了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浪漫情怀，历来为文人学者所称誉。

　　李白（701-762），草书师张旭，书名为诗名所掩。据宋《宣和书谱》记载，宋代内府收藏李白书作计有行书《太华峰》、《乘兴帖》两种，草书《岁时文》、《咏酒诗》、《醉中帖》三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代代相传，流传至今，墨迹却不断地散失、消亡。

　　代表作：《将进酒》、《蜀道难》

　　经典名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此幅《上阳台帖》，纵28.5厘米，横38.1厘米，是李白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帖前隔水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

　　《上阳台帖》落笔天纵、快健流畅，收笔处一放开锋，于苍劲中见挺秀。结体亦参差跌宕，顾盼有情，奇趣无穷。不但诗如其人，书亦如其人。历代多有评价。

　　释文：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李煜（937-978），史称李后主。虽不通政治，但艺术才华非凡。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对诗文有一定造诣，继承了晚唐以来花间派词人的传统，但又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意境，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词坛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被称为“千古词帝”。

　　代表作：《虞美人》、《相见欢》

　　经典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此幅《入国知教帖》，是抄录《礼记·经解》，帖后有米友仁题跋。圆转通达、浑厚质朴处似颜鲁公，点画荒率，结体潇散，无烟火味。

　　释文：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杜牧（803-852），因前有杜甫，后人称为“小杜”。

　　代表作：《清明》、《山行》

　　经典名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此幅《张好好诗》，是杜牧传世的唯一作品，作于大和九年（835年）。所用为麻纸，制作精细。颇多叉笔，乃唐书特点，结体姿媚，用笔劲健。卷前有宋徽宗赵佶书签“唐杜牧张好好诗”。该卷曾被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后归张伯驹所有。1956年张伯驹先生捐出，为故宫博物院收藏。张好好是一名歌伎，才华出众。这首五言长诗专为其而作。墨迹中末二句因残缺而少“洒尽满”、“一书”五字，然不伤整体精神。【原标题：诗人天然最书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