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春秋时期称“启封”，原址位于郑国的东北部，即现在开封市南约二十五公里左右的开封县朱仙镇古城一带。关于“启封”名称的含义，现在大家公认的解释是“春秋时期，郑庄公在此修筑储粮仓城，定名为‘启封’，取‘启拓封疆’之意”。
  
    经查，这一解释源自清代《开封府志序》中“开封取开拓封疆之意故名”。此后，清代光绪年间的《祥符县志》中也有启封为“春秋郑地，汴故城郑庄公筑，以开拓封疆为名”的记载。于是，后人便以此为根据，形成了“启封之名取自郑庄公向东发展的‘启拓封疆’之意”的现有认识。
  
    可是，清代之前却一直不见此种说法，一些人对此种解释也并不认可。由于质疑者苦于没有证据来进行反驳，只好采取三缄其口的态度。为弄清这一历史问题，鄙人做了一些探讨，并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看法。现根据掌握的一些历史情况，谈几点个人意见：
  
    一、郑国确有“启拓封疆”发展的长谋远虑。
  
    郑庄公的“启拓封疆”发展思路，是与爷爷郑恒公“东寄孥与贿”和父亲郑武公“武公之略”的长远发展战略规划一脉相承的。
  
    西周时期的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姬静封弟弟姬友（郑桓公）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到了周幽王之时，周室王畿所处的关中一带发生了大地震，同时旱情严重，民众纷纷逃亡。西北的游牧民族趁机侵扰并蚕食周王室的土地。内忧外患频发，使周朝的实力和威望一落千丈。
  

西周太史伯

    郑桓公为了保住自己的族人不受灾害和战争的袭扰，听从西周太史伯的意见，于公元前773年开始将财产、部族、家属迁移到“河济之南、洛之东土”的多个地方，并在开封的留地（今开封八里湾一带）建立了临时国都。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桓公寄孥(nú)”。公元前771年，郑桓公在一次与犬戎的交战中同周幽王一起被杀害。
  
    此后，西周开始东迁，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由于郑桓公的儿子撅突（郑武公）在保护周平王东迁成周（今洛阳）时有功，便继承了父亲在周朝的司徒之职。郑国在中原立足之后，郑武公乘机灭掉虢、郐两国，并相继把邬（wū）、蔽、补、丹（聃）、依、厵(yuán，同源)、历、莘（shēn）等十邑地纳入郑国版图，推行了包括释放商奴，发展工商，繁荣经济；开发滩涂，发展农桑，强国富民；兴建乡校，教化民众，广集民意；加固京城，扩建城邑，巩固国防的“武公之略”。大约在公元前768年，郑武公将国都由留地前往东虢和郐国之间一个叫京（今郑州荥阳豫龙镇京襄城村）的地方，为郑国的日益强盛奠定了基础。　
  
    就在郑武公雄心勃勃地推行“武公之略”的时候，周平王对郑武公如此开疆辟土，极力扩张的做法产生了猜疑，并欲收回虎牢一带的赐地。于是，郑武公不得不在公元前765年迁往新都郐（今郑州新密市郊刘寨），但却已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公元前744年，郑武公死后葬于郑州荥阳敖山的飞凤顶，因敖山包含着“武公之德广大”之意，便起名称“广武”。郑武公不仅把郑国成功地迁到了中原腹地，而且还为郑国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特别受到后人的尊重，便用带“武”的地名来纪念他，比如：原武、阳武、武德、修武等。这些带“武”字的古地名，当时分布在黄河南岸的广武山周围，都是为纪念郑武公的盖世功德而得名的。

郑庄公

    公元前744年，郑武公病逝后，寤生（郑庄公）成为了第三代郑国国君，此时郑国国都已迁往新郑。郑庄公继位后，仍代父为周朝的执政官——卿士，但他却把主要精力用于主持本国事务方面。自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弱，诸侯国逐渐强大，郑庄公以周朝卿士和诸侯国君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春秋的政治舞台上，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权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对当时社会政治趋势的演化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西周犬戎之乱和东迁，向社会公开展现了周朝礼仪制度的虚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人们对周朝的迷信。人们认识到：要想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仅仅依靠周室已经不行了，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方能立足于世。鉴于这些情况，郑庄公把自己事业发展的立足点坚定地放置于郑国国内，即使有时与周天子闹得不大愉快也绝不动摇。他以极大的精力经营自己的国家，终使郑国成为东周初期崭露头角的诸侯国。
  
    郑庄公要发展自己的国家，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条件的制约。郑国处于四战之地，南有蛮楚、北有强晋、西有东周，郑国难以与其匹敌争锋，只能向东发展，而在东邻的卫、曹、鲁、宋、陈、蔡诸国中，宋国国大爵尊，在东方小国中具有较大的号召力，自然是郑国发展的严重障碍。鉴于这种情况，郑庄公把向外用武的最佳战略目标定于宋国。这就是郑庄公所谓“启拓封疆”发展战略产生的历史背景，也是郑庄公在西周行将破败的聃国之地修筑仓城“启封”的主要原因。
  
    二、诸侯使用“启拓封疆”触犯周朝“僭越”大忌。
  
    中国的事情很复杂，能做是一回事，但能说是另一回事。有些事能说不能做，而有些事却能做却不能说。“启拓封疆”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它涉及到周朝封建制度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不可能随意而为。卫国第二十代国君卫文公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公元前659年，卫文公即位。他初名“辟疆”，后更名称“毁”。卫文公为什么要更名呢？
  
    古人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春秋时期，这个“王”是周王而不是诸侯国国君。这一“周礼”制度直到战国时期的魏惠王在大梁称王时才开始改变。由于卫国是周王所封的侯国，卫文公也就是周王的臣子，即位国君时自然要前去成周（洛阳）朝见周王，以得到认可，或者称名义上的册封。
  
    卫文公到成周（今洛阳）后，首先要与周朝掌管朝觐聘问的官员周行人商量周王所授名号的问题。当周行人问卫文公正在使用的名号时，卫文公回答：“卫侯辟疆”。周行人告诉他说：“启疆辟疆，有开辟疆土之意，其号只能为天子所独专，诸侯不得使用”。就是说，天下是周天子的天下，诸侯的国家是周天子封建的，既不能自己随意开辟疆土，也不能使用“启疆”、“辟疆”的名称。否则，就是违背了周朝的封建制度，犯了“僭（jiàn，音建）越”大忌。
  
    关于这段历史，《春秋左传》和《史记》中均有记载：“卫侯朝于周，周行人问其名，答曰卫侯辟疆，周行人还之，曰启疆辟疆，天子之号，诸侯弗得用。卫侯更其名曰毁，然後受之”。就是说，只有当卫侯文公更其名为“毁”之后，周朝才允许册封“受之”。这表明：即便周王室衰微，当时周朝的礼仪制度依然是比较严格的，其威严也是不允许冒犯的。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僭越，是会被诸侯讨伐的。
  
    卫文公执政卫国已到了公元前659年，也就是近春秋中期的事了，距前郑庄公在位时期已过近百年的历史。那时的诸侯尚且不能使用“启辟疆土”之意的名词，而早在此前的郑庄公时期，在开封建立“启封”城时取意为“启拓封疆”，就更不符合周礼制度的规范要求了。

    三、郑庄公实施“启拓封疆”战略不会肆意张扬。
  
    虽然，当时郑庄公时期的东周已经衰落，但天子“共主”的名义尚在，仍然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一些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即使内心不服，仍要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与周天子撕破脸皮，即便是郑庄公也是如此。
  
    郑庄公在对待周王问题上，既讲究战略性又极富有策略性。他既要利用周朝卿士的角色来发展自己，又不愿恪守周朝卿士的本分，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对周王在总体上采取的是“又打又尊”的手段。当周王室要限制他发展和自由时，就打击周王室；当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时，就尊敬周王室。打击王室是为了抵制周王室对自己的限制，是为了向列国示威；尊敬周王室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卿士身份，保持自己对其他诸侯国的号召力。
  
    他一心经营郑国，又不愿放弃在周朝的权力。即使在守国坐镇打击段叔叛乱的危急时刻，他也仍然密切注视着周朝内的动静。当闻知周平王欲分政于虢国公时，便即日驾车回到周朝。他和周王交换人质，既可以施恩于王太子，作为尊敬于周王室的手段；又可以控制于王太子，作为打击周王室的筹码。周王辞他回国后，他派兵抢收周王室属地的粮食，事后又准备亲自前去谢罪修好。他假借周王之命讨伐宋国，明显是在利用周朝卿士身份和权威，自然也是对卿士本分的严重背离。当周桓王亲自讨伐他假命之罪时，他怒气相待；而当郑国大将射伤周桓王，周军溃退时，他急令郑军鸣金收兵，事后又连夜派重臣去王师稽首谢罪，要“天王怜而赦之!”可见，郑庄公为了郑国的发展，至少表面上还要顾及周王的面子，维持“尊王守礼”的道德底线。
  
    在政治斗争的具体环节上，郑庄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智力，常常能准确预料事情的变化趋向，从而提早制定出应对的策略，使自己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郑国要发展，对周王不打不行，不尊也不行，绝不可能只顾其一，不讲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极具战略头脑和策略手段的郑庄公会冒天下大不韪，公然使用对周朝所大为不敬的“启拓封疆”之意，来为自己新建的一个储粮仓城定名“启封”吗？显然不可能。因为“启拓封疆”是郑国只能私下暗箱操作而不宜公开对外张扬的秘密，郑庄公不可能因为仓城命名这样一桩小事，明目张胆地去冒遭受周朝和诸侯指责或讨伐的巨大风险。
  
    据西晋时期魏国襄王墓葬出土的重要文化典籍竹简《穆天子传》记载：“天子北入于邴，与井公博，三日而决”。其中的“邴”邑，即郑国庄公时期的大将邴在开封南部朱仙镇古城一带建立的仓城，也就是后来的“启封”。说明公元前976年西周穆天子（即周穆王）时期，至公元前296年战国魏襄王时期，开封土地上只见“邴”邑存在，而不见“启封”存在。事实上我们至今也不见明代以前有“郑庄公取‘开拓封疆’之意而得名”的记载。
  
    四、“启封”之意另有更为深远的内涵。
  
    既然“启封”并非郑庄公向东发展的“启拓封疆”之意，明代之前又不见它的存在，那么它又取意为何呢？这要从夏代说起：

  

夏王启

    夏代，开封一带是启王封给大臣伯封的封地，取名“封父国”，地址在现在河南封丘西南，古称长丘一带。封父国历经夏、商两代，西周初期被周武王所灭，封父国族人大部分被迁往山东曲阜一带的鲁国，少部分遗留下来的以国为姓，双姓为“封父”，单姓为“封”，故国之地称为“封地”，故地之人称为“封人”。
  
    据宋代吴曾在《能改斋漫录》记载：“京师开封县，其城本郑庄公所筑，昔卫之水有浚，浚之地有仪封人，掌仪地之封疆，郑人得而城焉，以为开封，此其始也。”其中“仪封人”就是指春秋时期孔子曾访问过的卫国仪邑的封人。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仪封人，盖贤而隐于下位者也”。就是说，封人是“贤而隐于下位者”的“隐者”。“隐者”也称隐士或处士，是脱离尘世，回归自然，隐居民间下层不做官的人。既然“封人”是“隐者”，就不大应该是卫国“掌仪地之封疆”的下层官吏。因此，宋人吴曾关于“封人”为卫国“掌仪地之封疆”的下层官吏之说难以令人信服。
  
    对此，封氏后人在自己家谱中对“启封”含义却有不同的解释。据《封姓》记载：“郑庄公因在封人聚居地建城，所以起名曰：‘启封’。”就是说，由于郑庄公在夏王启所封封父国的遗民——聚住地建立城邑，所以才起名为“启封”，意在表明：“封人之地”是夏王启开辟封赐给封父国的疆土。如果一定要说有“启拓封疆”之意的话，也可以顾名思义地解释为：启封是夏王启所开辟的封父国之疆土。
  
    我们认为，《封姓》中的这一解释是符合客观历史真实情况的，不仅因为它记载的时期比清代“取郑庄公‘启拓封疆’之意”要早，而且也更符合春秋时期周朝“尊王守礼”制度的要求和郑庄公雄才大略的行为举止。因为春秋时期的周朝是不允许郑庄公“启拓封疆”的，即便使用“启拓封疆”之名也有大逆不道之嫌。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启封”理解为：不是取郑庄公向东发展的“启拓封疆”之意，而是郑庄公取“夏王启开拓封父国疆土”之意。但无论怎么讲，“启封”取“夏王启开拓封父国疆土”或“郑庄公因在封人聚居地建城”之意，相比于“取郑庄公向东发展的‘启拓封疆’之意”具有更为客观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汉景帝刘启

    导致这一误解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汉代统治者为避讳汉景帝刘启的“启”字，将“启拓封疆”中本为名词的“启”字，改成了“开拓封疆”中动词的“开”字，无意中给后人从字面上理解“开拓封疆”是郑庄公东扩所为起到了误导作用；二是由于上述改动，使后人逐渐忘记了“夏王启开拓封父国疆土”的本来历史，而演绎成了“郑庄公开拓东部被封置疆土”的历史传说。
  
    由于上述原因，清代以来，人们便将郑庄公筑建的“邴”城取名为“夏王启开拓封父国疆土”之本意，理解成了“郑庄公向东部地区开拓仍被封置疆土”的臆想，并且延续至今。其实，历史记载“郑庄公取‘启拓封疆’”的本意，应该是郑庄公取“夏王启开拓封父国疆土”的内涵，这并没有错，而后人却将“取郑庄公向东部开拓仍被封置疆土”的理解错了。
  
    据历史学家考证，夏启在位的起讫时间为公元前2061—前2052年，而郑庄公在位起讫时间为公元前743—前701年，真可谓一个“启”字之变，导致历史时间相差了一千三百余年。假如我们探讨的情况不差，那么目前关于开封是郑庄公“启拓封疆”之意的理解就应该是一种误解，无论从历史客观性还是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现实性来讲，都有必要重新加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入探讨人文历史，对开封这个历史文化古城尤为重要。

    追根溯源，都是汉景帝刘启忌讳使用“启”字惹的祸，结果给后人开了一个小小的历史玩笑。

    （本文作者系开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委委员、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