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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除罪金简”
2012/4/26 16:05:43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根据道教“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说法，目前发现的这通金简，无疑是“祈福金简”而不是“除罪金简”。而从整个金简刻字一丝不苟，唯独“三官九府”之“三”字最上一横下边故意画一个“√”的情况看，金简是否当有三通，而这通金简正是三通金简中的第一通呢？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这首郭沫若作词、常香玉演唱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是１９８０年前后风靡全国的“超级女声”——“精生白骨”江青“自比则天武后”，企图“篡党夺权”，是那个时代人所共知的“政治”……而就在这个时候，武则天金简在嵩山横空出世。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切颠倒了的历史，也急需被颠倒过来。因为封建正统观念，曾制造了许多历史冤案。
武则天能被“平反昭雪”，“受胎”于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７月１１日，郭沫若离京赴安阳、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等地考察访问，因在洛阳参观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奉先寺石窟，感触颇深，从而引发了他创作《武则天》的激情——“她（武则天）早年比较朴素，不爱奢侈。中年捐助脂粉钱二万贯，在洛阳龙门，修造大奉先寺石窟，唐代的一部分伟大艺术作品因她而留存至今。去年（１９５９年）我曾经到龙门去游览，我之想写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受胎于此（《我怎样写〈武则天〉？》）。”就在此次游览龙门时，郭沫若先生曾做《访奉先寺石窟》一诗，云：“万躯残佛憎顽盗，一寺灵光号奉先。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 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在１０００多年后，不料成为郭沫若先生为其翻案的“敲门砖”——郭沫若与毛泽东“互动”为武则天翻了案，称其“政启开元，治宏贞观”。郭沫若云：“事实上，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不仅海内富庶，政权的范围更远远达到了波斯湾。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发展了，并为唐玄宗的所谓‘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元时代的一些大臣宰相、文士学士大抵是武后时代所培养出来的人物。”毛泽东亦曰：“有些史书里把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如果１９５９年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是武则天得以翻案的“敲门砖”，那么１９８２年在嵩山之巅发现的武则天金简，则成了一通砸向武则天的“黑砖”。
尽管在《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中，郭沫若笑话江青“自比则天武后”，但坊间还是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郭沫若写《武则天》，意在“吹捧江青”。著名作家黄秋耘就说：“我看，无论在学术上、文学创作上，郭老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他一生主导的方面还是爱国主义。当然啦，他后来做的好些事情，很令人失望。刚才讲到的李杜之争，对郭老来讲，是个很小的问题了。比如（上世纪——编者注）六十年代初，他发表了历史剧本《武则天》，歌颂中国唯一的女皇，谁都看得出来，他这是借颂扬武则天吹捧江青啦！对江青其人，郭老又不是毫无了解，以郭老的地位，他何必去吹捧她呢？而且，他这样捧江青，也捧得很肉麻！……”
郭沫若是不是借武则天吹捧江青，也许仁智各见，这是个具体问题。但１９８０年前后，整个中国都在反思“文化大革命”，伤痕文学大行其道。在此景况下，“除罪金简”横空出世，让武则天反躬自问自己的重重罪孽，无疑切合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武则天在“除罪”，江青与“四人帮”是否也该“除罪”呢？郭沫若先生乃至每一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否也都该“除罪”反思“文化大革命”呢？是除罪金简还是祈福金简？１９８２年，“除罪金简”走出嵩山，可谓“来”得正是时候——尽管“除罪金简”的命名，在今天看来确实有些名不副实。
但“当时”不是“当下”。如果“当时”把武则天金简命名为“祈福金简”——这是“当下”学者的观点——在“当时”，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代，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并没有什么“祈福”，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的幸福，从来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看到金简上写有‘除武 罪名’，就顺势把金简命名为‘除罪金简’，现在看来，这是一场因历史而产生的天大的误会。”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吕宏军说，“金简上写得很清楚，‘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 罪名’，而这通金简，就是在‘中岳嵩高山门’——嵩山之巅的石缝里发现的。金简投于嵩山之巅，无疑说明那是武则天请求天官赐福，因此该金简不是‘除罪金简’，而是‘祈福金简’。”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必须回望中国的道教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三官”在道教神系中出现的时间，要比三清尊神早。“三官”不但是道教最早敬奉的神灵，而且是神阶很高的尊神。所谓“三官”，就是天、地、水三官，亦称“三官大帝”、“三元大帝”。“三官”信仰源于中国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仪礼·觐礼》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ｙì）。”不过，这“升、沉、瘗”都是上古时代的天子祭礼，祭祀天、地、水都是大巫与天子的特权，庶民百姓只能祭祭祖先而已。
但到了东汉末年，张陵（张道陵）修道嵩山，在四川开创五斗米道，以道术祷祝通神，以符水为人治病，把天、地、水演化为主管疾病的三官大神－－五斗米道“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简，即木简、竹简等书简），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三国志·张鲁传》）”。关乎此，明代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写到张鲁时，也曾详细叙述过他的爷爷张陵宣扬的三官敬仰之事，不过更为通俗：“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三官手书'，一通放于山顶以奏天，一通埋于地以奏地，一通沉于水以申水官。” １９８２年，在嵩山之巅发现的这通武则天金简，上写“乞三官九府”，无疑是“三官手书”中的“其一上之天，著山上”的“请祷之法”的印证－－自魏晋以来，既然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观念已经形成，那么这通金简，无疑是“祈福金简”而不是什么“除罪金简”。
除了“祈福金简”，是否还有“除罪金简”、“解厄金简”呢？吕宏军回答道：“依据推导，是应该有的。”对此，河南省道教协会会长、中岳庙道长黄至杰回答得更肯定：“当然有！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至于把现在的这通武则天金简称之为'除罪金简'，这是不懂道教文化造成的。明明是'上之天，著山上'，请天官来赐福的，地官怎么来插了一杠子？” “道教'三官手书'的'请祷之法'，不是三种不同的仪式，而是同一种仪式的三道程序，这与《仪礼·觐礼》所说天子祭祀天、地、水的祭礼，是不一样的。在这儿，'三官手书'的'请祷之法'是一套完整的程序。”黄至杰道长说，“因此，武则天金简必然是一套三通。”
与大河报总编助理刘书志先生讨论这一问题，他认同黄道长的说法，却劈面扔来一个问题：“你认为其他两通金简，应该放在哪儿呢？”“登封－－告成－－石淙会饮，这既是一段连贯的女皇心路，也是一个完整的'天、地、水'地理单元－－武则天投放金简，从时间上看，发生在公元７００年她石淙会饮的时候。自石淙河逆流而上，那是她'登封'嵩山的地方，是天之中，'其一上之天，著山上'；自石淙河顺流而下，那是她'登封'嵩山'告成'的所在，是周公测影的地方，是地之中，'其一埋之地'；至于石淙会饮，那是嵩山之趾与嵩山之水交汇的地方，因她在此病体康复，才有了此次投简行动，'其一沉之水'，该是石淙会饮（山营水阵）或石淙河吧。”
是祈福金简还是求仙金简？
“三官”主宰人的命运，受到古人的普遍敬奉。但今天的我们，对之知之不多。
投简礼仪是什么？记者无从解读。“那武则天的三通金简，也就是'三官手书'所写的内容，是否会完全一样呢？”刘书志先生问。
“'乞三官九府除武 罪名'，'神'都在里面，内容可能都是这样的了。”
“都是'中岳嵩高山门'？”刘书志诘问。
“不会的，不会的。这个地方，当然是要改动改动的。”记者说。
武则天的三通金简，内容应该大致相同。不同的，也许就是括号里的地名各异－－
“上言：'大周国主武 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或告成周公测影台、石淙河山营水阵），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 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金简当有三通，其实也不只是“理论推测”。在目前发现的这通武则天金简上，也能找到“印记”－－观察整个金简，刻字一丝不苟，没有败笔，没有多余笔画，唯独在“三官九府”之“三”字最上一横的下边，故意画有一个“√”。这是为什么呢？说明它是三通金简中的第一通，还是表示武则天在“乞三官九府”中的“天官”呢？无论如何，照此看来，“三官九府”之“三”字中间一横、最下一横的下边，也均该有一个“√”，或表示第二通、第三通，或是“乞三官九府”中的“地官”、“水官”－－只有这样，才合乎“√”的逻辑。
面对一个“瑕疵”，就如此推导，是不是走火入魔？ 应该不是。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实在可怜。
要非说走火入魔的话，那走火入魔的，也不是记者，而是武则天－－“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这时间与人物，就足证她的“走火入魔”。
农历七月七是什么？是乞巧节，是女人与神沟通的节日，这样解读，当然不错。武则天作为一位女皇帝，选在这一天与神沟通，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是，七月初七是“三会日”－－南朝道教领袖陆修静在《道门科略》中说，“三会日”为农历正月初七、七月初七、十月初五。这三日，是道民接受“三官考核功过”的日子，也是早期正一道（五斗米道和天师道时期）道民聚会的三个日子。在这三日里，道民必须赴本师治所，申报家口录籍，聆听道官宣讲科戒，接受三官考核功过并以此确定受等次。
如果“三官”崇拜最初只是服罪祛病的话，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官”的神通就更为广大了，出现了所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之说，人们认定“三官”掌握着人之生死命籍，会在一年的特定三天里分别下降人间，考校人之功过，以定人之寿命。南北朝时期的《三元玉京玄都大献经》云：“一切众生生死命籍、善恶簿录，谱皆系在三元九府。天地水三官考校功过，毫分无失。所言三元者，正月十五为上元，即天官检钩；七月十五为中元，地官检钩；十月十五为下元，即水官检钩。”
“三会日”演变为“三元日”、“三元节”，即正月十五，上元天官圣诞；七月十五，中元地官圣诞；十月十五，下元水官圣诞。“三元”是道教的节日，一直流传至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也许分工越来越细，“三官”也不再在同一个“工作日”合署办公，武则天才选择了“复古”－－在“三会日”之七月初七，“乞三官九府”……她想的也许是一下子把自己的事儿办完办妥。而武则天金简“长一尺二寸、阔（宽）二寸四分”的规制，恰恰也是陆修静制定的－－相对于唐代封禅玉简“长一尺二寸、阔（宽）一寸二分”而言，这也是不折不扣的“复古”。
而导演此次行动的，恰是武则天晚年最信赖的道士胡超。石淙会饮时，武则天服下胡超的仙丹“疾康复”，“以为神妙”，这才有了胡超策划的投简行动。在武则天眼里，胡超犹如黄帝的老师广成子：“如轩历之广成，汉朝之河上。”她甚至祈求洞真天师胡超：“倘蒙九转之余，希遣一丸之药。”
祈福？除罪？解厄？一个都不能少，但这毕竟还很世俗－－飘飘成仙，也许是武则天投简的最终追求。
黄金，至少从汉武帝起就与成仙连在一起，唐代皇帝、道士更是大炼金丹，武则天在金简上刻写“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自然暗含神秘的诉求…… 武则天金简怎么命名？在难以走进历史的情况下，武 金简当然最为贴切，为了通俗，不妨叫它武则天金简。
至于祈福，除罪，解厄，说到底都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倒不见得真能映射出武 的世界。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还是叫它武则天金简吧！（原标题：“除罪金简”仍埋藏在嵩山脚下？）
来源：大河报 2007年05月11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这首郭沫若作词、常香玉演唱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是１９８０年前后风靡全国的“超级女声”——“精生白骨”江青“自比则天武后”，企图“篡党夺权”，是那个时代人所共知的“政治”……而就在这个时候，武则天金简在嵩山横空出世。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切颠倒了的历史，也急需被颠倒过来。因为封建正统观念，曾制造了许多历史冤案。
武则天能被“平反昭雪”，“受胎”于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７月１１日，郭沫若离京赴安阳、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等地考察访问，因在洛阳参观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奉先寺石窟，感触颇深，从而引发了他创作《武则天》的激情——“她（武则天）早年比较朴素，不爱奢侈。中年捐助脂粉钱二万贯，在洛阳龙门，修造大奉先寺石窟，唐代的一部分伟大艺术作品因她而留存至今。去年（１９５９年）我曾经到龙门去游览，我之想写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受胎于此（《我怎样写〈武则天〉？》）。”就在此次游览龙门时，郭沫若先生曾做《访奉先寺石窟》一诗，云：“万躯残佛憎顽盗，一寺灵光号奉先。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 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在１０００多年后，不料成为郭沫若先生为其翻案的“敲门砖”——郭沫若与毛泽东“互动”为武则天翻了案，称其“政启开元，治宏贞观”。郭沫若云：“事实上，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不仅海内富庶，政权的范围更远远达到了波斯湾。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发展了，并为唐玄宗的所谓‘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元时代的一些大臣宰相、文士学士大抵是武后时代所培养出来的人物。”毛泽东亦曰：“有些史书里把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如果１９５９年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是武则天得以翻案的“敲门砖”，那么１９８２年在嵩山之巅发现的武则天金简，则成了一通砸向武则天的“黑砖”。
尽管在《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中，郭沫若笑话江青“自比则天武后”，但坊间还是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郭沫若写《武则天》，意在“吹捧江青”。著名作家黄秋耘就说：“我看，无论在学术上、文学创作上，郭老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他一生主导的方面还是爱国主义。当然啦，他后来做的好些事情，很令人失望。刚才讲到的李杜之争，对郭老来讲，是个很小的问题了。比如（上世纪——编者注）六十年代初，他发表了历史剧本《武则天》，歌颂中国唯一的女皇，谁都看得出来，他这是借颂扬武则天吹捧江青啦！对江青其人，郭老又不是毫无了解，以郭老的地位，他何必去吹捧她呢？而且，他这样捧江青，也捧得很肉麻！……”
郭沫若是不是借武则天吹捧江青，也许仁智各见，这是个具体问题。但１９８０年前后，整个中国都在反思“文化大革命”，伤痕文学大行其道。在此景况下，“除罪金简”横空出世，让武则天反躬自问自己的重重罪孽，无疑切合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武则天在“除罪”，江青与“四人帮”是否也该“除罪”呢？郭沫若先生乃至每一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否也都该“除罪”反思“文化大革命”呢？是除罪金简还是祈福金简？１９８２年，“除罪金简”走出嵩山，可谓“来”得正是时候——尽管“除罪金简”的命名，在今天看来确实有些名不副实。
但“当时”不是“当下”。如果“当时”把武则天金简命名为“祈福金简”——这是“当下”学者的观点——在“当时”，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代，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并没有什么“祈福”，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的幸福，从来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看到金简上写有‘除武 罪名’，就顺势把金简命名为‘除罪金简’，现在看来，这是一场因历史而产生的天大的误会。”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吕宏军说，“金简上写得很清楚，‘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 罪名’，而这通金简，就是在‘中岳嵩高山门’——嵩山之巅的石缝里发现的。金简投于嵩山之巅，无疑说明那是武则天请求天官赐福，因此该金简不是‘除罪金简’，而是‘祈福金简’。”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必须回望中国的道教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三官”在道教神系中出现的时间，要比三清尊神早。“三官”不但是道教最早敬奉的神灵，而且是神阶很高的尊神。所谓“三官”，就是天、地、水三官，亦称“三官大帝”、“三元大帝”。“三官”信仰源于中国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仪礼·觐礼》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ｙì）。”不过，这“升、沉、瘗”都是上古时代的天子祭礼，祭祀天、地、水都是大巫与天子的特权，庶民百姓只能祭祭祖先而已。
但到了东汉末年，张陵（张道陵）修道嵩山，在四川开创五斗米道，以道术祷祝通神，以符水为人治病，把天、地、水演化为主管疾病的三官大神－－五斗米道“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简，即木简、竹简等书简），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三国志·张鲁传》）”。关乎此，明代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写到张鲁时，也曾详细叙述过他的爷爷张陵宣扬的三官敬仰之事，不过更为通俗：“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三官手书'，一通放于山顶以奏天，一通埋于地以奏地，一通沉于水以申水官。” １９８２年，在嵩山之巅发现的这通武则天金简，上写“乞三官九府”，无疑是“三官手书”中的“其一上之天，著山上”的“请祷之法”的印证－－自魏晋以来，既然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观念已经形成，那么这通金简，无疑是“祈福金简”而不是什么“除罪金简”。
除了“祈福金简”，是否还有“除罪金简”、“解厄金简”呢？吕宏军回答道：“依据推导，是应该有的。”对此，河南省道教协会会长、中岳庙道长黄至杰回答得更肯定：“当然有！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至于把现在的这通武则天金简称之为'除罪金简'，这是不懂道教文化造成的。明明是'上之天，著山上'，请天官来赐福的，地官怎么来插了一杠子？” “道教'三官手书'的'请祷之法'，不是三种不同的仪式，而是同一种仪式的三道程序，这与《仪礼·觐礼》所说天子祭祀天、地、水的祭礼，是不一样的。在这儿，'三官手书'的'请祷之法'是一套完整的程序。”黄至杰道长说，“因此，武则天金简必然是一套三通。”
与大河报总编助理刘书志先生讨论这一问题，他认同黄道长的说法，却劈面扔来一个问题：“你认为其他两通金简，应该放在哪儿呢？”“登封－－告成－－石淙会饮，这既是一段连贯的女皇心路，也是一个完整的'天、地、水'地理单元－－武则天投放金简，从时间上看，发生在公元７００年她石淙会饮的时候。自石淙河逆流而上，那是她'登封'嵩山的地方，是天之中，'其一上之天，著山上'；自石淙河顺流而下，那是她'登封'嵩山'告成'的所在，是周公测影的地方，是地之中，'其一埋之地'；至于石淙会饮，那是嵩山之趾与嵩山之水交汇的地方，因她在此病体康复，才有了此次投简行动，'其一沉之水'，该是石淙会饮（山营水阵）或石淙河吧。”
是祈福金简还是求仙金简？
“三官”主宰人的命运，受到古人的普遍敬奉。但今天的我们，对之知之不多。
投简礼仪是什么？记者无从解读。“那武则天的三通金简，也就是'三官手书'所写的内容，是否会完全一样呢？”刘书志先生问。
“'乞三官九府除武 罪名'，'神'都在里面，内容可能都是这样的了。”
“都是'中岳嵩高山门'？”刘书志诘问。
“不会的，不会的。这个地方，当然是要改动改动的。”记者说。
武则天的三通金简，内容应该大致相同。不同的，也许就是括号里的地名各异－－
“上言：'大周国主武 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或告成周公测影台、石淙河山营水阵），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 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金简当有三通，其实也不只是“理论推测”。在目前发现的这通武则天金简上，也能找到“印记”－－观察整个金简，刻字一丝不苟，没有败笔，没有多余笔画，唯独在“三官九府”之“三”字最上一横的下边，故意画有一个“√”。这是为什么呢？说明它是三通金简中的第一通，还是表示武则天在“乞三官九府”中的“天官”呢？无论如何，照此看来，“三官九府”之“三”字中间一横、最下一横的下边，也均该有一个“√”，或表示第二通、第三通，或是“乞三官九府”中的“地官”、“水官”－－只有这样，才合乎“√”的逻辑。
面对一个“瑕疵”，就如此推导，是不是走火入魔？ 应该不是。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实在可怜。
要非说走火入魔的话，那走火入魔的，也不是记者，而是武则天－－“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这时间与人物，就足证她的“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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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三官”崇拜最初只是服罪祛病的话，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官”的神通就更为广大了，出现了所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之说，人们认定“三官”掌握着人之生死命籍，会在一年的特定三天里分别下降人间，考校人之功过，以定人之寿命。南北朝时期的《三元玉京玄都大献经》云：“一切众生生死命籍、善恶簿录，谱皆系在三元九府。天地水三官考校功过，毫分无失。所言三元者，正月十五为上元，即天官检钩；七月十五为中元，地官检钩；十月十五为下元，即水官检钩。”
“三会日”演变为“三元日”、“三元节”，即正月十五，上元天官圣诞；七月十五，中元地官圣诞；十月十五，下元水官圣诞。“三元”是道教的节日，一直流传至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也许分工越来越细，“三官”也不再在同一个“工作日”合署办公，武则天才选择了“复古”－－在“三会日”之七月初七，“乞三官九府”……她想的也许是一下子把自己的事儿办完办妥。而武则天金简“长一尺二寸、阔（宽）二寸四分”的规制，恰恰也是陆修静制定的－－相对于唐代封禅玉简“长一尺二寸、阔（宽）一寸二分”而言，这也是不折不扣的“复古”。
而导演此次行动的，恰是武则天晚年最信赖的道士胡超。石淙会饮时，武则天服下胡超的仙丹“疾康复”，“以为神妙”，这才有了胡超策划的投简行动。在武则天眼里，胡超犹如黄帝的老师广成子：“如轩历之广成，汉朝之河上。”她甚至祈求洞真天师胡超：“倘蒙九转之余，希遣一丸之药。”
祈福？除罪？解厄？一个都不能少，但这毕竟还很世俗－－飘飘成仙，也许是武则天投简的最终追求。
黄金，至少从汉武帝起就与成仙连在一起，唐代皇帝、道士更是大炼金丹，武则天在金简上刻写“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自然暗含神秘的诉求…… 武则天金简怎么命名？在难以走进历史的情况下，武 金简当然最为贴切，为了通俗，不妨叫它武则天金简。
至于祈福，除罪，解厄，说到底都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倒不见得真能映射出武 的世界。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还是叫它武则天金简吧！（原标题：“除罪金简”仍埋藏在嵩山脚下？）
来源：大河报 2007年05月11日
责任编辑：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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