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刘志丹关押起来，幸亏毛泽东及时赶到才得释放。戴季英被中央立案审查，反省自己的问题，正是高敬亭向中央指名道姓要他到身边来，才使他及早解脱。戴季英到七里坪，担任4支队政治部主任，他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去团结、引导高敬亭，而是以中央使者自居，和高敬亭发生了不愉快，还经常向长江局、军部反映高敬亭的不实情况。

　　1938年7月，4支队领导成员会合不久，高敬亭发现与上级往来电报有问题，怀疑是政治部向长江局发报告他的状，经追查译电员承认有此事，高敬亭便将译电员交戴季英处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自行通知延安来的干部，包括9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和7团参谋等到8团驻地西汤池“避难”，这就是所谓的“新开岭事件”。如果高敬亭真像有些人讲的那样“心胸狭隘”，那么，至少戴季英的历史要重写了。由于东进战事紧急，高敬亭让戴季英及政治部机关从新开岭移驻东港冲，自己率4支队机关驻到西港冲，很快拉开对日作战序幕。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安庆，谈及高敬亭被冤杀时，他怀着沉重而又惋惜的心情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是电报晚了。

　　“破坏统一战线”及“肃反扩大化”

　　高敬亭能坚持3年游击战并取得胜利，除军事斗争外，他执行了正确的统战政策不能不算重要原因之一。高敬亭从实际出发，把单纯的反蒋斗争，改变为抗日与反蒋相结合，改变了张国焘时期“左”的做法。他改变了过去对地主豪绅既要钱又要命的过头行动，对联保主任、保长等敌基层政权人员，采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做到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对罪大恶极、冥顽不化、严重危害革命的反动分子则坚决镇压。高敬亭团结国民党军官，影响了其他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俘虏不准搜腰包，不打不骂不侮辱，在敌军中产生极大反响。高敬亭还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改变过去打菩萨、烧庙宇的过火行为……大别山人民群众称赞高敬亭部队是仁义之师，主动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送粮送水、抢救伤员。应该说，高敬亭没有破坏统一战线，而是抵制了王明、项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做法，抵制了他们以统战为借口，向国民党的屈服、退让，模范地执行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出在大别山、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英明决策。

　　在青龙厂褚老圩斗争高敬亭时，会议的另一位主持人在揭发高敬亭肃反扩大化问题时，被高敬亭抢过话头：“我替你说，你说我不服从党中央领导，这是毫无根据的。搞肃反扩大化，我曾错杀过同志，但我也杀对过。你不要忘了张国焘主持的大肃反，你从白雀园一次就抓走15人，我得知被抓的都是好同志，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从你屠刀下，把他们保了出来，现在的张顺安同志可以作证。”

　　肃反扩大化，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党性的历史错误，国际上苏联大规模肃反影响中国，中央又把鄂豫皖等地肃反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和红军部队的领导，都不同程度存在肃反扩大化问题。党中央只是把它当做历史教训记取，并没有追究任何地区或部门的领导责任。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在红25军中借肃反排除异己，迫害了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等大批优秀指战员。据徐向前回忆，红四方面军有2500多干部在运动中被肃掉；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被捕或被杀。高敬亭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也不赞成，1932年12月，他与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联名写了《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向中央揭露了张国焘的有关错误及严重后果。3年游击战中，红28军虽遭受重大损失而不溃散，与高敬亭改变了张国焘的错误做法也有很大关系。他大胆起用了不少因肃反留在苦工队的干部，又把苦工队变为2营。被撤去师长职务、正在做苦工的林维先，高敬亭认为他有军事才干，果断地起用为军部参谋、特务营长。　　

　　还有红82师政委方永乐之死，一些书刊上绘声绘色地介绍，说是因高敬亭的肃反，致使他在战场上有意把身子暴露给敌人而牺牲。这种说法，若方永乐在天之灵有知，他绝对不会同意。护儿山战斗前，一些被肃反的人招供方永乐是他们同党，高敬亭一直持怀疑态度。在护儿山这场关系红28军生死存亡的战斗中，高敬亭十分信任地委方永乐重任，先让他指挥82师战斗，关键时刻又让他掩护全军转移，在即将完成任务向后转移时，方不幸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中。高敬亭当时悲痛欲绝，当年参加战斗的不少人写文章都谈及了此事。说方永乐故意让敌人击中，只能是主观臆断而已。

　　党中央、毛泽东对高敬亭问题始终持慎重态度，始终坚持团结为主的方针。鉴于高敬亭与王明、项英、戴季英等存在的种种矛盾，中原局曾向中央提出过处理高敬亭3点意见，也完全符合慎重、团结的精神。1943年周骏鸣在延安党校看戏，毛泽东对他说：“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反映了毛泽东对高敬亭的怀念和反思。刘少奇也对周骏鸣说：“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嘛，有这块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到路东没有基础。”如果高敬亭和土生土长的4支队不出大别山，那么，解放战争中，就不会出现“中原突围”和刘邓“挺进大别山”了，革命形势发展将会更快更好。同年秋，党中央又电询：我们要送高敬亭来延安学习，你们为什么要杀他？要查清原因报告中央。

　　针对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严重失误，中央提出了批评。叶挺得知中央曾经有过对高敬亭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邓子恢、张云逸是“反高斗争”负责人之一，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二人分别总结教训，主动承担责任，并且引以为咎。

　　毛泽东于1975年12月14日亲笔批示说：“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平反通知书。198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合肥接了高敬亭夫人史玉清和女儿高凤英，他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如果有人认为平反后还应有尾巴，那是错误的。”1989年6月，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主持召开了高敬亭遇害50周年纪念会。蒋同明 储祥林（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八期）【原标题：高敬亭功高引来杀身祸　新四军“肃反”仇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