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是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战略家、军事家。与此同时，又冒出一个拉不直、画不圆的问号：高敬亭犯了什么错误，得罪了什么人，蒙不白之冤而遭杀身之祸？为此，笔者不揣冒昧，抛弃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观念，作出若干探讨，以求教于革命前辈和专家学者。

　　将军功高大别山

    高敬亭，河南新县人，1907年出生，1928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党委书记、红军第25军75师政委、红军第28军政委等职。1934年11月，省委率红25军长征后，他与中央失去联系，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难条件下，他重建红28军，勇敢地担负起全面领导边区党、政、军的革命重任。

　　高敬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不足千人的队伍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面对百倍于己的敌人，创造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政治上，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建立政委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自己担任红28军政委（无军长）；军事上，坚持红28军能散得开、收得拢、打得赢、拖不垮。像“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伤亡小则打、缴获多则打”，反之则不打的“四打四不打原则”。地方上，在鄂豫皖边区组建起111个便衣队，做到“主力红军与便衣队结合，山区作战与平原作战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另外，还有“敌上山、我下山”、“化装偷袭”、“杀回马枪”等游击战术。

　　3年游击战中，高敬亭与敌战斗数百次，典型战例67个。其中，大胜26例，小胜28例，双方各有伤亡8例，失败5例，总计歼敌7.5万人，牵制敌正规军68个团约17万人，气得蒋介石撤去“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的职务。到1937年，在边区22个县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是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惟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红28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了高敬亭，当面夸奖说：“中央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你们功绩很大。你们在敌后保存住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

　　1937年7月，高敬亭率部由鄂东北突围到岳西南田村，从何耀榜处得到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文件，他怀着喜悦之情，认真研读了3年来第一次看到的中央指示。起初，他深感意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围剿”等种种罪行，无论从思想和感情上都难以接受。当他领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历史转变关头，自己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便不计前嫌，于7月13日主动通知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卫立煌，要求派代表商谈共同抗日。

　　谈判桌上，高敬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有坚持党性的高风亮节，又有灵活机智的英雄本色。他向国民党代表刘刚夫提出红28军番号应由两党中央共同决定，委婉辞退了国民党任命的“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委任状。7月28日，停战协议正式签订，红28军的做法不仅早于其他各省游击队，比党中央与国民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还早半个月。随即，红28军及所属地方武装1800余人，陆续到达七里坪，在这里设立招兵站，扩大武装；又派人到河南桐柏山区与周骏鸣领导的豫南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高敬亭多次在大会上强调，不要因为合作而丢掉了红军优良传统，“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仍然保持过去的阶级友爱，过去的红军作风。”

　　国共和谈达成协议不久，中央军委将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这是新四军中人数最多、力量最雄厚的支队（新四军4个支队10个团，高敬亭占4个团3100人）。根据中央“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命令，1938年3月，高敬亭率部奔赴皖中和皖东，成为新四军进军敌后最早的部队。他们在进军和县、含山、无为、巢县、庐江、全椒、肥东、合肥途中，几乎村村有哭声、处处是难民，凄凉景象惨不忍睹，国民党杨森部不战而退，“皇军不可战胜”的论调甚嚣尘上。高敬亭决定打几个胜仗，鼓舞军民士气。5月12日，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设伏，全歼出扰日军，打响新四军对日作战第一仗，比苏南韦岗战斗早一个月。首战告捷，意义重大，连蒋介石都致电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7月，遵照中央袭扰日军后方运输线的战略意图，连连在合肥至六安、安庆至合肥、舒城至六安等公路沿线，取得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铁铺岭、西卅铺、七贤岗等30多次战斗的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东进下山至1939年6月罹难的1年零4个月里，先后战斗90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战4次；阻击80至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00余人（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1400余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两艘，给日军和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特别值得称颂的是，高敬亭所到之处，念念不忘宣传和发动群众，时时关注和组织群众，全力以赴发展地方党组织和武装，扩大了我党我军在群众中影响，使抗日烽火在皖中、皖东大地熊熊燃起。

　　原则分歧惹祸端

　　高敬亭对党无限忠诚，革命坚决彻底。他为人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办事坚持原则，宁折不弯。他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从而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正是这些难能可贵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引来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杀身之祸。

　　为大别山得罪了王明。早在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军事会议。王明趾高气扬地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据理力争，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王明气得暴跳如雷，大声斥责：“放肆！”斗争结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而国民党白崇禧部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长江局和中共安徽工委号召“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桂系军队改造基层政权，训练乡、保长，登记户口，建立保甲制度。

　　一年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身份到皖东指导抗日斗争，他严厉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出这种错误的后果之一，是没有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他发电报给中央军委，请示能否派一支部队再进大别山。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桂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