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敦促4支队按蒋介石和省政府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项英指派叶挺军长到舒城西港冲，以军事会议形式，强迫高敬亭表态。高敬亭以“后方机关和医院一时走不了为”由拖延时间，叶挺断然宣布：“限两星期必须出动。”13日，叶挺应廖磊之约去省府，就落实统一战线相关问题再协商。廖磊颠倒是非、混洧黑白，向叶挺诬告了高敬亭一大堆罪状。5月底，项英向党中央并通过五战区向蒋介石发去请示处决高敬亭的电报，蒋介石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项英等领导人，在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执行了这一电令，从而出现了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借国民党刀杀自己高级将领的怪事。

　　叶挺带着蒋介石电令到肥东青龙厂褚老圩，高敬亭闻讯从舒城赶来，有人劝他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高敬亭坦荡地说：“俺心里没鬼，俺要去。”行军途中，得知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离队出走，高敬亭说，前指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我到下塘集（叶军长通知高敬亭到下塘集开会）怎么向叶军长讲啊？

　　这里必须说明，当年2月20日，有人检举杨克志、曹玉福在攻打定远周家老圩时，缴获钱财没全部上缴。高敬亭责令7团从皖东撤回舒城干汊河休整，召集军政委员会处理杨、曹问题。戴季英、林维先、吴先元、胡继亭等都参加了会议，决定撤销杨、曹职务，由秦贤安、李世焱接任。由于戴季英说情又暂缓执行，杨、曹继续带7团去皖东活动。据仍健在的知情人、新四军4支队老战士称，杨、曹这次出走，是他们获悉了叶挺前来处决高敬亭的密报，为逃避受株连的命运，他们率少数人到湖北大山中打游击去了。多年来，一直讲杨、曹逃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即使如此，国共合作时期，逃到国民党那边也不算大错，不能把责任全推到高敬亭身上，更不能作为枪杀高敬亭的理由之一。因为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叛逃，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逃叛，也未追究任何个人责任。今天，共产党的省部级高官，侵吞巨款逃到国外，他们的上司亦不了了之。有人欲置高敬亭于死地，不发生杨、曹事件，高敬亭也在劫难逃。　　

　　高敬亭到青龙厂褚老圩，并未见到叶挺的人影，警卫员武器被缴，自己被投入牢房。6月21日至23日，叶挺主持连以上干部大会斗争高敬亭，邓子恢宣布主要罪状：反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指王明）；不服从命令，对抗军部领导；擅自招兵买马；破坏统一战线等等。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他以大量事实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当说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认的事实时，会场出现异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说：“红28军在艰难困苦中战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错！”“我们3年多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大别山孤军作战，能坚持到今天，容易吗？”

　　高敬亭的拒不承认，招来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被起吊起用细竹条抽得遍体鳞伤。肉体的伤害更激起他比义愤。高敬亭怒声责问：“过去都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搞什么的？现在来整我。”在一次去会场途中，他纵身跳入褚老圩圩沟里以死抗争，结果被捞起继续斗争。大家实在不愿看到这种斗争场面，一致要求对高敬亭进行教育帮助，给予立功赎“罪”机会。24日，叶挺的警卫班将年仅32岁的高敬亭押赴刑场，高敬亭大义凛然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叶挺安排完高敬亭后事，亲自到卫立煌处向五战区作了汇报。

　　高敬亭罹难后，邓子恢率工作组进驻4支队“肃清高敬亭余毒”，红28军许多干部、战士受株连，一时人人自危。这当中，有的被降职；有的被送皖南军部学习；有的被清洗；有百余人离队；主持西港冲后方工作的参谋王占元、连长沈查辉、号官郑、警卫员常海等被处决。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项英“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电报后，气得大声疾呼：“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反对党领导”及“新开岭事件”

　　高敬亭压根不存在反对党领导问题，即使在非常险恶形势中，也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1934年省委率红25军长征后，高敬亭按党的指示，重建红28军，他愿意别人称他为军政委，因为军政委是代表党的。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以党的精神建设红军，使党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3年游击战中，高敬亭几度身陷险境，国民党多次以高官厚禄利诱收买，他始终坚贞不屈，革命到底。

　　和党中失去联系期间，高敬亭数次派人寻找党中央，把重建红28军情况向中央汇报，后因敌人封锁等多种原因，未能联系上。他在1935年7月的一封信中写道：“省委同红军走了，大半年无上级指示”，“省委只留我一人在此苏区……红25军走将整个苏区大小队伍编好带走，只留28军20余支枪，30几个便衣队……”“望中央急派一人来领导”，“望派人指示”。当获悉中央提出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时，他积极响应，开了国共谈判的先河。1937年9月9日，高敬亭将谈判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再次表达盼望中央派员来领导的心情，他恳切地写道：“上级若不及时派人前（来）指示，马上还要受胁制……祈上级急急地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作主张一切，是为至盼。”

　　党中央、毛泽东先后派郑位三、肖望东、戴季英、郭述申、方毅、程启文、彭康等30多人到4支队。程启文在《从延安到七里坪》中回忆赴大别山前，毛泽东找他和郑位三、张体学、肖望东等4人谈话，强调指出：“找到高敬亭同志以后，切记不要高唱什么主义，他们长期脱离中央的领导，会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和问题，要由他们自己去认识，去总结。千万不要用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那一套去套他们。要很好地团结他们，统一在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之下，一道抗日，发展胜利。”程启文等到七里坪，受到高敬亭的欢迎，请他们对红28军进行全面整训，举办了干部轮训班和青年训练班，全军上下面貌一新。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方毅在《矢志革命，忠贞不渝》一文中，回忆他和高敬亭共事的感受，一再重申“说高敬亭反对党中央是很难成立的，说不过去的。说他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就更不符合事实了”，“从他的思想言行、做法，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是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

　　那么，新开岭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下戴季英的有关情况。戴季英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曾是高敬亭上级，1934年随红25军长征后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他热衷于肃反，就是他把陕北红军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