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高敬亭将军被错杀36年后，女儿高凤英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澄清父亲的历史问题……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终于正式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不久，国务院民政部又专门发文，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高敬亭将军36年沉冤得以平反昭雪。

    高敬亭将军之女上书毛主席为父平反大揭秘

　　时在2002年7月26日，安徽省安庆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岳西县委在岳西县举行集会，隆重纪念“岳西国共和平谈判65周年”。当年威震鄂豫皖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为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立下汗马功劳、后被错杀的高敬亭将军之女高凤英女士应邀出席会议。会后，本报记者在她下榻的岳西县大别山宾馆采访了她。以下是她的口述：

    A。史玉清和高凤英生活点滴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父亲高敬亭将军被错杀，终年32岁。其时，父亲和母亲史玉清结婚才一年多一点，我姐姐刚刚一岁，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母亲也是一名红军战士，父亲被错杀后，母亲受到牵连，也被开除党籍。父亲的死对母亲的打击很大，但她很坚强，硬是挺了过来。
　　
    据父亲生前的战友说，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十分热爱学习，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在革命斗争中，党的信息和报纸都被国民党封锁了，父亲能根据国民党的报纸分析形势，掌握情况，打击敌人。母亲年轻时很漂亮，也很活泼，在部队文工团和宣传队当演员。她非常机灵，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她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熟悉环境，查看地形。当时有不少随军女人被敌人抓住，但母亲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父亲和母亲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在部队结的婚。

    父亲被杀之前，被关在肥东县青龙场储家老圩。他被关押后，自知凶多吉少。当时不让他与家人见面，他就写了个字条给我母亲，说：“孩子你能带则带，不能带就托付给老百姓……”母亲回话给父亲：“敬亭，你放心，我会把孩子抚养大的……”1939年8月份，母亲生我时，家里缺衣少食，有很多老百姓给母亲送吃的穿的。送的人都不敢进门，就把东西偷偷地放在门槛上或窗台上。我们至今都不知道那些好心人的名字。
　　
    1940年，在母亲随部队行军途中，准备把我寄养在江苏省盱眙县古城一户老百姓家里。这户老百姓家里的条件很差，家有5个孩子。母亲怕我在他们家受苦，不想把我放在他们家，但老百姓家死活不让我走，因为当时寄养战士的子女，家里可享受战士待遇。母亲最后只好把大一点的姐姐留了下来。然后通过地下党，把我寄养在盱眙县另一户人家。这家3口人，爷爷、养父贺长贵和养母汤品，家里的条件较好，没有孩子。这家人待我非常好，把我当成女儿、孙女。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其间，由于地主告发，国民党把养父抓了起来，要把他毙掉，理由是他家藏了共产党，并说我母亲把枪和子弹藏在他们家里，是养母花了26担多粮食才把他担保出来的。我在这户人家一直待到解放后。1950年，母亲才从合肥来到盱眙来寻找我和姐姐。她当时在安徽省皖北行政公署工作。她自己和她派的警卫员先后3次到江苏来接我，我都不愿意回去。后来，是养父和养母把我送回合肥的，送来后，他们怕我还要和他们回江苏，在一天清晨瞒着我偷偷回了盱眙老家。其时，我已经10岁了。母亲把我送进学校读书，我在合肥读完小学、中学之后，考取了安徽中医学院，读中医专业。但姐姐却远没有我幸运，母亲去找她时，据当地人讲，姐姐和她寄养的那一家子人，早已全部因传染病去世了。

    我和养父养母之间有着很深的亲情，他们对我恩重如山。为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恩情，母亲每年都寄钱给他们。我工作后，就由我寄钱去。养父于1983年去世，养母于1985年去世。在他们生前，我和母亲经常接他们到合肥来小住，我也去江苏看望过他们。
　　
    1942年，母亲以她对党的至诚忠心，重新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她被派到合肥市工作，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卫生厅副科长和合肥市牙病防治所副所长等职，离休时享受地市级待遇。母亲对我要求很严，她一直教育我要热爱党，热爱祖国，好好读书，长大后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我在大学担任班长、团支书，一向表现优秀。党组织培养了我，我在大学时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1960年。父亲的事对我的学习和工作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因表现好，修成（都）昆（明）铁路时被挑选入伍，在三十七医院当眼科医生。1971年，因母亲身体不太好，又只有我一个亲人，她于是向组织打报告，将我调回到合肥市105医院工作，后任眼科主任，享受正师级待遇。我退休后不到两年，医院又把我返聘回去，现在激光美容中心上班。
　　
    我丈夫方正平，原来在西安空军技术工程学院毕业，江苏人，1975年转业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现在也退休了，退休后在万博学院任管理系主任、校长助理。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高岐在安徽省军区第三干休所搞行政管理，营级干部；小儿子方忠在合肥公交总公司物资处工作，都成了家，各有一个女儿。大孙女儿今年9岁，小孙女儿两岁半，都活泼可爱。大儿子一家单独过，小儿子和我们老夫妻俩一块过。我们家现在住在105医院，生活得很幸福。

    B。高凤英上书毛主席为父鸣冤

　　我年轻的时候，父亲的死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曾无数次地追问过母亲，但是她一直不对我讲父亲为什么被杀——她怕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后，会因此仇恨中国共产党，以致站到党的对立面上去。

    母亲不说，我只好去问父亲生前的战友。但是他们开始也不肯说。到我上大学一年级时，父亲的老战友们才含含糊糊地对我说：“小高，你爸爸的事是怨假错案。”但等我求他们告诉我更多的事时，他们又都缄默了。于是我又逼问母亲，但母亲还是死活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儿的哭。后来，我断断续续地从知情人的谈话中了解了大致的情况。母亲这时才对我讲了父亲被错杀的经过。母亲还说，她曾于1959年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但没能到毛主席的手里，转到了安徽省委，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我知道实情后，总想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想弄清楚父亲的事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当时我正好看了一部戏剧，名字叫《杨三姐告状》，很受启发和鼓舞，于是拿起了笔。一开始我写的信很长，有好几页纸，母亲说，你写这么长，毛主席他老人家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呢？于是我又重新写了一封一页纸的信，请求毛主席重新审查父亲高敬亭的问题。信的原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105医院任军医。我母亲史玉清也是红军中的一名妇女干部，因为我父亲的案件一度受牵连，在恢复组织生活后也一直在安徽省卫生系统工作，现因身体多病，离职休养。
　　
    敬爱的毛主席，我写这封信主要是向您老人家汇报我对我父亲问题的想法和要求。特别是通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您所制订的一系列无产阶级干部政策，在全国得到落实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才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对我压力很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遭受如此极刑？别人对此有许多不同看法，而我却一点也不清楚。据我母亲说，我父亲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在党的领导下，他坚持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红二十八军一直打到抗日战争时才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从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当然他在工作中，在执行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我是不清楚的，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然而既是革命的却又为什么被杀了呢？对此我曾听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时，对来延安开会的原新四军四支队的有些同志问到我父亲的问题：‘不杀是不是可以？’为此我们全家对您老人家是非常感激的，我相信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央是会有正确的结论的，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们母女政治上的压力。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高凤英      1975年10月10日     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