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的起草工作，是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结合进行的。在成立起草组的同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组织有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同志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分别就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和目标、现代企业制度、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所有制和国有资产管理、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价格改革、社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农村改革、科技和教育改革、对外经济体制，以及法制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调研。调研组由有关部委牵头，各组都由一名副部长亲自抓，总共有300多人参加。在6月2日起草组全体会议上，曾培炎同志就专题调研的组织和工作进度作了部署。从6月22日到8月10日，由温家宝同志或者曾培炎同志主持，调研组分别向起草组介绍情况，交换意见和讨论。这些会我全部参加了，总的印象是：综合部门，像财政和金融，讲得深些；专业部门往往反映本部门要求，但也提供不少鲜活具体的情况和分析，对起草工作很有好处。这些专题调研为起草组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专题调研中许多好的意见被《决定》稿吸收了。此后多次中央重要文件，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央全会的重要决定，都组织有专题调研，形成一个好的传统，对文件起草和科学决策有很大帮助。

　　《决定》的起草工作，是和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改革的重大决策同步进行的。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十四大精神，针对当时存在的货币投放过多和金融秩序混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膨胀、财政困难加剧、经济发展“瓶颈”制约强化，以及通货膨胀加速等亟需解决的问题，于1993年6月24日颁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16条重大措施。中央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强调要着眼于加快改革步伐，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把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中央的果断决策对于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全会闭幕之后，国务院迅即召开全体会议，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李鹏同志于12月1日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部署1994年的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国务院在很短的时间内，于1993年12月15日、12月25日和1994年1月11日，分别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些重要的改革方案，是十四大以来一年多实际工作的成果。改革方案的研究，许多是朱 基同志亲自主持的。《决定》所说的改革措施，有不少实际上是对酝酿已经比较成熟的方案的确认。我当时参加了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这方面的会议，知道改革的紧迫和工作的艰巨，也看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推进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之大。像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这样大的利益关系调整，绝不是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能够做到的；即使设计了方案，如果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力领导，改革也是难以推行的。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我列席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提纲和《决定》稿的多次会议，深感中央不仅高度重视，而且对实际情况和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有清楚的了解。讨论都是很务实的。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够得到反映，一时难以决定的问题容待继续研究后再作讨论。文件起草过程也是不断集中正确意见的过程。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文件起草的难处有深切理解，所以多有体谅而并不苛责。起草组同志都有高度责任感，工作是严肃认真的，内部讨论是各抒己见和畅所欲言的。这些都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氛围，使每个人在起草工作中都能得到锻炼和提高。(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标题：王梦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