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崔铣在明朝中叶是位有一定历史影响的人物。《明史》将他列入儒林传，清初查继佐著《罪惟录》，则将他列于谏议诸臣列传。其实，崔铣就是位大儒。先师周予同教授(1898-1981)在上世纪60年代，曾在《学术月刊》关于孔子的笔谈中，指出儒家有君子儒、小人儒、愚儒、黠儒之分，崔铣无疑是位君子儒，亦称纯儒。他笃信程朱理学，为人方正，守得住清贫。平生著述甚丰，综合各种资料，他给世人留下《洹词》、《彰德府志》、《读易余言》、《崔氏小尔雅》、《文苑春秋》、《士翼》、《后渠庸言》、《政议》、《晦庵文钞续集》等。平心而论，他主修的《彰德府志》，体例严谨，史料翔实，是一部良志，很得好评，是他对家乡安阳作出的巨大贡献。其余的著作，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现在偶有学人恭维崔铣是搞实学的，恐怕是过誉了。明中叶，确实已萌发实学思潮，其最大特点，是倡导经世致用，关心国计民生，开出切实可行的救世药方。崔铣虽然也关注现实，并著《政议》10篇，但在《序》中却说：“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县，其民散，故道难成。”显然，他并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留恋“三代而上”的“井田封建”，是位复古主义者。开出这样的救世药方，是儒家营垒中的一种传统，包括鸿儒———甚至杰出如明清之际的大学者、思想家顾炎武也未能免俗。我想，这应当是长期以来，崔铣并未受到史学界———尤为明史学界重视的原因。

　　崔铣的骨气，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闪光点。他敢于藐视刘瑾，以及敢于“披逆鳞”，向嘉靖皇帝谏诤，都堪称大义凛然，铁骨铮铮。

　　稍有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大宦官刘瑾权倾朝野，在明朝历史上，是与王振、魏忠贤并称的三大坏宦官、权奸之一。刘瑾专权时，据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三记载，被时人讥为“立的皇帝”，即站在皇帝身边、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者，其权势倾国、虐焰熏天可想而知。明人皇甫录《近峰闻略》记载：“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纸价顿十数倍。虽元臣宿将，必日晚生，曰门下生，面称瑾则有恩府、恩主、千岁公公之语。”文武大臣对刘瑾叩拜的热诚，甚至超过了对皇帝的忠诚。时人韩邦奇载谓：“当大贺之时，适瑾有私家之庆，公卿百执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八九，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则济济罔缺焉。”（《苑洛集》卷七）但是，就在朝臣争着向刘瑾磕头、拍马声中，崔铣的脑袋是清醒的。他决不向刘瑾弯下膝盖。正德皇帝让他修《孝宗实录》，在史馆门前，遇到刘瑾，他仅仅作了个长揖而已，“瑾怒目视铣”，但崔铣毫不畏惧。后来史官集体见刘瑾，众人皆跪拜，崔铣仍然只作个揖而已，刘瑾更加气愤，对另一宦官张綵说：“翰林识几字？乃轻薄如此！”也许是崔铣的影响使然，修《孝宗实录》的史官都不巴结刘瑾。刘瑾怀恨在心，等《孝宗实录》编成，他便秋后算账，将史官吴一鹏、徐穆、顾清、汪俊、贾泳等16人，都贬到南京的六部任职，崔铣也被一脚踢到南京任吏部主事。崔铣在刘瑾面前表现的大丈夫英雄气概，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刘瑾倒台后，崔铣被召回京中，复故宫。嘉靖皇帝登基后，爆发了沸沸扬扬的“大礼议”之争，影响深远，至今仍成为国内外明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有多篇论文及专书问世。其实，从政治上说，不过是旧朝权贵与新朝权贵之争，嘉靖皇帝坚持的，是自古以来皇权的不可让渡；从文化上说，不过是守旧的程朱理学，与开新风气的王阳明心学之争。张璁、桂萼在“大礼议”之争中，坚定地站在嘉靖皇帝一边，并为他提供了系统的历史依据，理所当然地受到重用。崔铣站在旧朝权贵的立场上，上疏痛斥张璁、桂萼是“邪者”、“乱邦”，这无异于是朝嘉靖皇帝脸上啐了一口唾沫。无论怎么说，崔铣敢于顶风上，“披逆鳞”，向嘉靖皇帝叫板，这种勇气还是难能可贵的。王阳明是新朝权贵政治集团坚定的支持者，崔铣竟痛斥心学是“儒霸”，他的政治后果可想而知。嘉靖皇帝看了他的奏疏，当然不悦，立刻打发他退休回老家。

　　从以上的简单评述可知，崔铣是个值得肯定、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但遗憾的是，在明史学界，崔铣研究还是个空白。令人高兴的是，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周国瑞教授，研究崔铣20余年，前几年更集中精力，一头栽进明代史料，看了大量的文献，虽然因为明中叶相关史料太多，短短几年，难以尽读，但从此书附录的相关史料来看，他已作了很大努力。这部《崔铣传》是第一部崔铣完整、翔实的传记，而且文史兼备，有些章节很有可读性。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好书，填补了明史研究的空白。著者治学及写作此书的严谨学风，尤其值得称道。作者： 王春瑜【原标题：话崔铣】